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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笔字通知书”走红的文化隐喻
2013年07月17日 09:59:17
来源： 广州日报
这个夏天如果你收到了陕西师范大学的通知书，请务必珍藏，因为它是全国高校中唯一用毛笔手写的通知书。暑期，陕师大几位老先生放弃休息时间，书写了4500余份录取通知书。被称为“最值得珍藏的录取通知书”。(7月16日《扬子晚报》)
任何一种流行现象的背后，都对应着一种深刻的社会背景或者文化思考。小小通知书，不仅见证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也折射出时代的特征。“毛笔字通知书”的走红，和国民床单走红一样，散发着浓烈的怀旧气息。
按照文化学者朱大可先生的说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三次大规模的怀旧浪潮。其中第三次怀旧浪潮，始于21世纪，最初是以数码方式张贴老照片的怀旧，而后便转向各类老器物。而引发怀旧思潮的动因，不仅来自市场消费，更是针对现实的一种柔软抗议。在“毛笔字走红”身上，能够找到相同的精神脉络。
“毛笔字通知书”的走红，因其涉及高校和文化，还是有其与众不同。在人们心目中，高校应该是一个极其安静的地方，安心教书、潜心求学。可现在的高校，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更多的是浮躁和急功近利。“毛笔字通知书”，一笔一画，写的不仅是字，更是对传统文化的态度。
这一意义上，“毛笔字通知书”走红，是又一次集体性怀旧，但又不仅仅是怀旧。今天，“多元”这个词常常被人们提及，但揆诸实际却又发现，多元时代其实已经失去了自己的一元。现在都强调与国际接轨，与时代同步，可在不知不觉中，也丢弃了过去的一些美好。毛笔被硬笔甚至键盘代替，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取向，也很难回到过去。但在接轨中，是否就应该完全放弃传统呢?多元视野应有文化宽度，更应该有文化坚守，一些文化传统和思想价值，应该在当下被适度保存和坚持下来。
如果时光是记忆的橡皮擦，我希望从没用过它。在这个更加强调多元和接轨的时代，有些传统或许不会成为主流，但也应该有其一席之地。(乔杉)
2.机场爆炸案：犯罪与维权是两码事
2013年07月23日 09:13:47
来源： 中国青年报
7月20日晚，残疾男子冀中星在北京首都机场T3航站楼B出口外引爆自制炸药，北京警方已对其正式刑拘。随后，广东东莞方面及冀中星原籍山东鄄城方面分别对外通报，确认2005年6月冀中星在东莞打工期间受伤致残并因此多年上访一事。然而就冀中星受伤原因及东莞方面曾向冀中星支付的10万元钱的属性，两方通报有出入。(新华网7月22日)
首都机场的爆炸声，让多年前的一桩旧案成为时下热闻，也让“冀中星的个人悲伤”成为公众热议的话题。如果当初冀中星的案子及时受到外界关注，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机场爆炸事件。当然，历史不可能有假如。
在我们的社会，公众向来有“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生活经验。无钱医治、负债累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冀中星显然想到了这句话。在首都机场制造爆炸事件，就是他想到的“大闹”方式。在引爆自制炸弹前高喊“躲远点”，加上未造成任何伤亡，这些都充分说明他不是要“报复社会”，而只是想要“借”用首都机场作为“大闹”的地点。
正因为如此，冀中星的行为赢得了不少人同情，这与那些到校园中砍杀无辜儿童、在公交车上实施纵火的犯罪分子，有着本质不同。但必须强调，这仍是一个很恶劣的示范。一方面已涉嫌触犯刑法，冀中星必须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另一方面，如果今后有更多“冤屈者”效仿，那将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很多评论者都注意到了这点，所以强调“实现正义不能靠盲目声援”，强调“谴责T3爆炸犯罪应高于同情其遭遇”。
这些当然是很理性的观点，但我们也应体恤一个困苦无助的人，他用以自救的方法有时候可能难免失当。其背后的悖论就在于，如果他不采用这样的“大闹”方式，以其自身资源很难吸引到足够眼球，而没有足够关注，他的困境就无法摆脱。“开胸验肺”的张海超，不也是一种自残吗?那些用肉体抵抗强拆的悲剧，就更让人痛心了。如果弱者维权很多时候只能拿自己的身体去做赌注，这是法治社会难以承受之重。
在我看来，冀中星的行为本质上就是一种升级版的“跳楼秀”，只不过无论对他人对社会的危害都要更大一些。过去很多年，我们常能看到农民工为讨薪而进行种种“另类创新”：从最初的跳楼秀到后来的讨薪新闻发布会、拜河神讨薪等等。当然，也有人真的从楼上跳下去了，有人拿刀捅了无辜的路人，有人劫持了偶遇的女孩，还有的去集体堵路讨薪……与之相比，冀中星的维权举动，不算最好的，也不算最坏的。
所以，犯罪的归犯罪，维权的归维权。冀中星固然需要反思自己的行为，但更多人也需为冀中星的遭遇反思。在多次上访之后，冀中星是否被治安员打残，这依然是个谜，而这本不该是难以侦破的悬案。唯有相关部门认真核查案件，给公众一个值得信服的说法，同时也认真对待每一次上访、每一起申诉，让更多身处“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困境的人，重新看到法律维权的希望，机场爆炸案才不会被“复制”或“更新”。(舒圣祥)
3.当街摔童的戾气从何而来
2013年07月26日 10:56:46
来源： 京华时报
日前，一个母亲手推载有两岁孩子的童车，经过大兴区庑殿路一个公交车站时，因为停车问题与驾车俩男子发生争执。突然，其中一人竟然将熟睡的女童抱出来，举过头顶狠狠一摔，然后扬长而去。这令人发指的一幕过后，留下了一个悲痛欲绝的母亲，卷起了人们群起声讨的怒潮。
又一个不幸的孩子受到伤害。两年前，一个名叫“小悦悦”的两岁女童曾让全社会为之揪心。那时，“路人的冷漠”让人们陷入深深的反思。而今天，那残害孩子的重重一摔，让公众在震惊、愤怒、痛惜之余，也在经历新的拷问：是什么把人性之恶放大到如此地步?是什么把人的行为推到如此极端的境地?
回顾摔童事件的起因。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也没有什么巨大利益纠纷，只不过是我过个路、你停个车之类的小纠纷。就这么点小事，竟然就让一个大男人极其凶残地去伤害一个婴儿。这种丧尽天良的恶行，照见了个人品质之卑劣，据说摔童者曾因盗窃罪被判刑，今年刚刑满释放，看来是没有改造好的害群之马。
然而，更让人们担忧的是，当街摔童的悲剧，从小到大，从口角到伤人，其发酵的过程中，涌动一股令人不寒而栗的戾气。有句话说，冲动是魔鬼。原本是停车过路的小问题，你让一让，我等一等，大家都可以相安无事，却不想成为一次情绪化的宣泄、极端化的冲撞，甚至在冲动恶魔、歹毒意念的牵引下，有人丧心病狂地把毒手伸向了无辜的孩子。这种践踏法律、毫无底线的恶行，与此前东北盗车杀婴案等丑恶现象如出一辙，理应依法从重严惩。
当街摔童的案例固然极端，但其中折射出的戾气之害却有普遍性。想想我们的日常生活，从上车占座、电梯拥挤引发的打斗，到并线超车导致的斗气驾驶;从“多看了一眼”带来的纠纷，到网上动辄恶语相向的谩骂攻讦，其实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透过这一幕幕，好勇斗狠、怨气冲天、毫不容人，戾气的火星何尝没有弥散在社会空间之中?各种人际紧张和冲突又何尝不在积累着安全的风险?而这些成人社会的负情绪，又何尝不在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伤害着孩子们?
昨天，公安部召开电视电话会议，在全国范围部署夏秋社会治安整治工作，保持对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等的严打高压态势。守护平安，亮出法治利剑当然很有必要，但也不能忽视，驱除内心的阴霾、追求心灵的安适，同样是一个社会得以和谐安宁的重要基础。(陆文江)
4.“富豪相亲会”是在亵渎公序良俗
2013年07月27日09:10:05
来源： 新京报
近来，各种富豪相亲会在全国多地轮番上演，在婚恋中介的策动设局下，富豪们赤裸裸地进行“资本选美”，不少佳丽则为嫁入豪门而应征，甚至奉上“处女证明”……个中的“门票10万元”、“相亲如选妃”等噱头，刺激着公众神经。
婚恋本属于个体的自由，可是“相亲成相金”、“非处女勿扰”等庸俗景象，却令其蒙垢：这与其说是寻求“郎财女貌”的登对配置，不如说是物欲裹挟的“爱情买卖”。
婚姻的底盘是情感认同，它包含着对等尊重、彼此珍爱等。以奢华派对形式呈现的“富豪相亲”会，注重的却是利益支配、物质交换：它糅合了炫富、拜金等恶趣味，长相和存款等可量化数据，成了择偶的主要评判依据，感情在近乎明码标价中被亵玩。
在此过程中，女性尊严是被矮化的。在单向选择中，她们沦为了消费品，这也为未来的婚恋关系埋下隐忧。
所以说，物质或能带来短时逸乐，却难以换来“白首不分离”。“宁在宝马车上笑，不在自行车上哭”式的婚恋观，本就是病态的。而富豪相亲会，正是迎合这“物质崇拜”的恶俗观念，给游戏式相亲套上“务实选择”等面具。
不能说，“资本选美”百分百选不出真爱，可这类将金钱当筹码、感情作赌注的游戏，总会喧嚣一过，空剩浮躁。它间接推销的“金钱观”等，也背离了公序良俗，它不被道德认同，在所难免。更何况，某些富豪搞相亲，是为“猎艳”“找小三”，抑或享受“翻牌临幸”般的畸形快感，这理应受到社会的道德鞭挞。
□佘宗明(媒体人)
5.中国游客被妖魔化是一堂启蒙课
2013年08月05日 10:58:09
来源： 广州日报
近来出现了一个似乎总在“惹是生非”的群体，那就是“中国游客”。在埃及卢克索神庙的浮雕上写上“到此一游”，在法国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地上打架，在德国高档的酒店里大声喧哗……
这个群体最近又有了新的“骇人”之举，竟然将脚伸进了法国卢浮宫外的水池。据说，以高端优雅自居的法国人喜欢用“新富”这样的词汇描述中国人，以表现其对“暴发户”的嘲讽：你们有钱但是缺乏品位。显然，最新发生的“水池泡脚”事件再一次损毁了中国人的形象。但按照卢浮宫方面后来的说法，“水池泡脚”其实是常有的现象，而且“西方游客尤其多，中国游客倒并不常见”。很多国人于是松了一口气，毕竟人家也这么做了，凭什么“和尚摸得，我摸不得”。
但无论如何，在卢浮宫前泡脚总算不上是一个文明的行为。我们并不能因为西方人这么做了，就认为它是合理的。
其实，在中国游客惹下的是非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算得上是“文明的冲突”。就像在鸡犬相闻的村庄里，常常可以听见某位妈妈站在屋旁呼唤孩子回来吃饭，这样的情景总会让人们心中泛起温馨。但这事如果发生在都市里，那就会被视为大声喧哗的不文明行为了。同样，国人在就餐时喜欢热闹的场面，但这在西方人看来就显得有些嘈杂，这也是不同文明之间存在的差异。
有些是非只不过是个案，它们可以发生在任何国家的游客身上。但经过炒作放大之后，这些是非被打上了中国的烙印，似乎只有中国游客才能做得出来。例如，中国游客在法国普罗旺斯的薰衣草地上打架一事，充其量不过是一件普通的偶发事件。打架事件每天都在世界各地上演，只不过这次发生在几个相互并不熟识的中国游人身上，相信没有人会将打架列为中国游客的“恶习”。
如今，国人普遍开始注重礼仪并相互监督。有媒体甚至为中国游客列出了“四宗罪”，那就是吵闹、不守规矩、随意拍照和不尊重当地的风土人情。但与此同时，“中国游客”似乎正在被妖魔化。但凡发生在中国游客身上的“糗事”，都被肆意炒作，并汇集塑造成中国游客的集体形象。
一方面，这种自我反思给中国游客上了一堂集体启蒙课，知道如何入乡随俗，既不妨碍他人自由，也为自己创造一个祥和顺畅的旅程。另一方面，自我妖魔化“中国游客”只会给国人带来一种“文化自卑感”，仿佛中国人在素质上注定远逊于西方人。而对于西方那些炮制所谓“黄祸论”的别有用心者来说，妖魔化“中国游客”似乎又提供了新的佐证。
中国游客大规模涌向世界各地不过是最近几年才发生的事情。当初，日本游客也曾到欧洲商场抢购奢侈品而被诟病。如今，日本游客以安静、守秩序著称，连续多年成为最受欢迎的游客。这就说明，游客素质的提升并非不可能，但需要有过程，更需要不断地学习和磨合。(赵海建)
6.漠视生命：富平“贩婴医生”的“帮凶”
2013年08月06日 09:01:25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令人发指的陕西富平“产科医生拐卖婴儿”案告破:公安机关已找到被拐婴儿并将其接到富平,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6名;对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主管业务副院长、分管护理工作的工会主席予以免职;警方对群众报案的6起案件立案侦查一起,其余5起正在调查情况。
新闻中所披露的富平贩婴案细节,耐人寻味。7月16日晚,在董某分娩后,陕西富平妇幼保健院产科医生张某以“婴儿患有先天性疾病”为由,诱使家属放弃对婴儿治疗并交由自己处理。随后,该婴儿进入了跨省拐卖婴儿团伙,被买来卖去。
在富平贩婴案中,产科医生丧心病狂,突破了医生的底线,也突破了做人的底线。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令人震惊的是,“贩婴医生”以“婴儿患有先天性疾病”为由,诱使家属放弃对婴儿治疗并交由自己处理,居然屡屡得逞。究其原因,这一方面,是人们对医生和医生的“建议”过于信赖,一听医生说“你孩子都这样了,还要治疗吗”,人就吓懵了。另一方面,是那些受欺骗的父母缺乏基本医学常识,新生婴儿是否有先天性疾病、能不能治好,不能听信医生一句话当定论,而要多方检查、核实、求证,进而设法救治。
“贩婴医生”的谎言屡屡得逞,还有一个原因,是他们选择的下手对象,往往是家庭困难的群众。在这些“受害者”心目中,孩子一旦摊上“疾病”,花钱往往是个“无底洞”。哪个孩子都是父母“身上掉下的肉”,谁个不心疼?经过思想斗争,选择“自愿放弃孩子”,背后的现实考量,往往是对“看病难”“看病贵”的无可奈何。从这个角度,保障人人“医有所医”,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才是尊重生命最有力的依托。
任何一个生命来到世上,都可能遇到各种意外、不测。做父母的,谁都希望自己孩子一生下来就健健康康。但是,即便对于真的有疾病的孩子,也需要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把“不抛弃、不放弃”坚持到最后一刻。看到“产科医生拐卖婴儿”案报道后,那些向公安机关报案“失踪”孩子的父母,毫无疑问是受害者,但对于一个新生命而言,他们因为怕孩子的“疾病”成为负担,在“自愿放弃孩子”的纸上签了名字,他们蔑视生命,无异于成了“贩婴医生”的“帮凶”。
我国刑法明确规定了遗弃罪:对于年老、年幼、患病或者其他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负有抚养义务而拒绝抚养,情节恶劣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管制。然而,在现实中,抛弃残疾婴儿现象,却时有发生。对于那些“自愿放弃孩子”的父母,不仅需要补补生命教育这一课,更要补补法律常识。(黄冠)
7.坚守“七条底线”，弘扬网络正能量
2013年08月20日 16:42:18 来源：人民网
日前，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的“网络名人社会责任论坛”提出网络空间的“七条底线”，成为了与会者的共识。这“七条底线”分别是“法律法规底线、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国家利益底线、公民合法权益底线、社会公共秩序底线、道德风尚底线、信息真实性底线”。(8月15日人民网)
随着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信息正悄然地改变着人类的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诚然，网络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提供方便，但网络也带来了一些弊端，对人们产生不利的影响，甚至是蒙蔽了很多人是双眼，让很多人失去理智，频频出现假信息的“一窝蜂”事件，扰乱社会正常的秩序，也打乱了网络的和谐、健康环境。此时，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提出的“七条底线”，这可谓是一场及时雨，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极力称赞和支持。
网络是一个虚拟的世界，人们在网络上可以畅所欲言，因为身份有一定隐蔽性，但也正是这个原因让很多人过于畅所欲言，随意发布虚假信息，不遵守法律和道德的底线，以至于因网络假信息引发的公众事件频频发生。而这些事件大多数的调查结果都是发布信息者根本事件发生的不在现场，没得任何信息来源，甚至只为提升个人微薄人气，这严重缺乏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作为社会公民，我们都应该知法、懂法、守法、护法，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论是在互联网这样的虚拟空间，还是现实社会中，都要遵守相应的法律法规。反之，不遵守者都应该首要相应的处罚。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发挥好了是一个很好的监督平台，利于弘扬社会正气，惩处丑恶，可也容易被不法分子所利用，发布虚假信息，迷惑群众，扰乱社会秩序，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甚至是损毁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因此，我们应该充分利用网络平台，发挥网络正能量，杜绝网络歪风邪气，让我们的国家、公民都能有一个良好、健康的信息环境。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最忌讳的就是虚假信息，因为虚假信息更容易蒙蔽了人们的双眼，影响了人们对于信息真实性的判断，让人们失去理智，对错误信息的事件进行批评和指责。因此，作为公民，我们在遵守“七条底线”的同时，还要提高辨别是非黑白的能力;而相关单位应该对违背“七条底线”的人进行处罚，让更多的人引起重视，让全社会共同参与到构建和谐文明社会中。
“七条底线”既是一种网络约束，也是一种社会规则，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和义务去遵守，并带动身边的人一起遵守。相信，只要全社会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定能打造和谐、健康的网络环境，也定能维护和谐、文明的社会环境。(方沫)
8.有必要反思“秦火火”为何能“火”
2013年08月22日 09:01:48 来源：广州日报
前天，全国公安机关集中打击网络有组织制造传播谣言等违法犯罪专项行动拉开序幕。北京警方打掉一个网络推手公司——北京尔玛互动营销策划公司，秦志晖(网名“秦火火”)、杨秀宇(网名“立二拆四”)及公司其他2名成员被警方抓获。
铁道部向“7·23”动车事故意大利遇难者赔偿近两亿元、张海迪拥有日本国籍、李双江之子并非其亲生……这些耸人听闻的“热闻”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后，网络红人“秦火火”、“立二拆四”也就“火”了起来。火起来的他们利用虚拟空间的种种漏洞，不但让自己成了网络名人，而且所在的公司也是名利双收。
说起来“秦火火”、“立二拆四”等人的牟利手段很简单，也很常见：利用一些凭空杜撰的、能引起轰动效应的谣言，制造网络热点话题，谋求出名;所供职的公司以非法删帖替人消灾、联系查询IP地址等方式非法牟利;为牟取更多营销利益，作为网络推手，策划炒作凤姐事件、干露露事件……玩火者必自焚，制造谣言、传播谣言，利用恶俗、无底线的炒作赚取利益，这些终将受到法律的追责。然而，在今天，我们似乎也很有必要追问一下，“秦火火”为什么能火起来?
正如“秦火火”、“立二拆四”自己所说的，网络炒作必须要“忽悠”网民，让他们觉得自己是“社会不公”的审判者，只有这样，才能将那些人一辈子赢得的荣誉一夜之间摧毁。而他们的信条则是“谣言并非止于智者，而是止于下一个谣言”。这一方面表明网络世界对于谣言制造者和传播者并没有给出清晰的法律界定，让“秦火火”得以用一个谣言来终结另一个谣言;另一方面现实世界真实信息的欠缺透明、公开也给了网络谣言得以滋生的土壤，有些时候，正是政府部门的出言不当、对事实真相的捂着盖着藏着，把网民逼进了网络谣言的陷阱，让网民很容易被“忽悠”。
此外，网民的猎奇心理也进一步助推了“秦火火”们火爆网络。像凤姐事件、干露露事件之所以能迅速“火”起来，与网民的每一次点击、转发和评论都脱不开关系。明知道是恶俗、色情的炒作，为何还甘于做传播者?难道仅仅是因为转发评论不用负责任?恐怕不仅于此。
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法律。这是“秦火火”、“立二拆四”等被抓给我们带来的启示，网络毕竟不是法外之地，超出边界必然受到法律惩罚。但若想净化网络，仅此还不够：其一，“秦火火”、“立二拆四”因为造谣传谣被抓了，那些其他造谣传谣的普通网民或者网络“大V”是否也应该同样受到法律问责?据“秦火火”初步交代，他们和某些“大V”达成了协议，互相帮转微博，警方已表示将进一步查清。这其实也在警示网民，网络权利与责任是对等的;其二，“秦火火”、“立二拆四”所在的尔玛公司雇用网络水军炒作非法牟利，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某些地方的评奖评优中，也不时出现网络水军刷票的情况，有的甚至明码标价，这是否也应该受到追究?(李龙)
9.消解“读书无用”在于“上下通畅”
2013年09月03日 09:12:04 来源：沈阳日报
每到一年开学季，“读书无用论”总能死灰复燃。“读4年书8万，高中毕业打工挣8万，来回16万，拿去买房或开店都能赚钱”，说这话的是成都女生玲玲的父亲。在开学日，家住成都的玲玲，却在为上大学的事和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父亲进行着一轮又一轮的谈判。虽然拿到了成都某高校的本科录取通知书，但玲玲的父亲固执地认为“读书无用”，甚至表示收废品都比大学毕业后赚的多，他宁愿出钱资助玲玲做点小生意，也不愿意“学费打水漂”。
读书有没有用?这是一个伪问题，读书当然有用。从经济的角度，总体而言，教育的程度和收入的程度是成正比的，教育投入也被认为是最高效的投资。读书在丰富知识、提高修养、增加认知度和幸福感方面的价值更是用金钱无法衡量的。试看古往今来，才俊人士又有几个是没有读过书的?
读书有用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对“成功”的评价标准。曾几何时，“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甚嚣尘上，让“读书无用论”敢于“摆事实”。不错，我们八卦“北大才子卖猪肉”之类热点题材，又有多少人享受着“术业有专攻”带给我们的便利?别说你用的不是智能手机啊。
俗话说，数字最有说服力。据一份去年的大学生收入报告显示，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平均初始工资为2719元，69%毕业生起薪不到2000元，而农民工月均收入已突破2000元大关。也许上面的数字已经能说明问题。再加上，某些“拼爹”又挤占了部分公共资源。无怪乎，一些人对上学心灰意冷。但我们更应认识到，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好工作，跟“这些”关系又有多大?看看近年某些高校的“花边新闻”，我们只能说，打铁还得自身硬。
确实，学费越来越高，连恋爱成本都要计算在内，家长不肉疼才怪——反正毕了业也是个打工的命。表面上看来只是“教育投资”收益问题，其实暗含更多，比如教育的公益性，就业的公平性等。不能让读书成为奢侈品，更不能“龙生龙凤生凤”——阶层间需要无电阻流通，不需要绝缘体。
就算抛开种种不得意，我们也要重新认识教育。姑且不论读书的价值能够体现在经济上、功名上，仅就个人生活而言，受到良好教育的人，其谋生本领、待人接物、判断能力、思维能力一般都要高于常人，长期来看，更有发展前途。书读得好不一定就有一个光明的前景，这是人才市场化的必然现象。但一个人读书会比不读书更有前途。现实生活中确实有个别受教育较低的人更成功，比如飞黄腾达和富足，但这仅仅代表人生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
今天，我们不能因为个别大学生一时不如意，就怀疑教育的价值;更不能因为某个没有或很少读书的人比读书人更富有、更有社会地位，就否认读书的价值。系统的教育不是短期的培训，好比一把利刃，系统培训是锤炼，短期培训的打磨，没有基础何来发展?当然，我们在解构“读书无用论”的同时，也要反省自身。看看，我们有没有给年轻人留下足够的上升渠道，有没有为困难人群获得充分的教育留下足够的资源，等等。当前是知识经济时代，我们也正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当下该做的是，降低大学费用，提高学生素质，根据市场调整专业方向，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同时拓展大学生就业渠道，才是正途。(孙连宇)
10.鲁迅不可以退出语文教材
2013年09月05日 09:18:12 来源：新京报
在现代文学史里，作家是有座次的。“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很严格，轻易不能随便搬动。
动辄给人排座次，估计是宋元时勾栏说书人那会儿兴起的，如《说唐》以力量值排隋末十条好汉。第一名好汉的李元霸个子虽小力气最大，他挥舞一双重达八百斤的大铜锤，在说书人嘴里打得十八路反王、几十万人马灰飞烟灭。这种江湖好汉的座次排名方式真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纯以蛮力取胜，跟作家财富榜有异曲同工之糟。
排在现代作家座次榜上者，在现代文学史里长期享着荣华富贵。过去的“现代文学史”编写组在编写教材时事先就要定好什么人可以占多少篇幅。如鲁迅可以占三章，老舍占一章，沈从文、萧红等可只占一节两节，张爱玲等根本就不能存在。文学史教材反映了现实，真个是等级森严，一点都乱不得。夏志清教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里把沈从文、张爱玲排在那么碍眼的位置，让国内某些读者看起来多少有些肉跳。复旦大学出版社引进时，还请专家逐章逐节地加以删节，勉强“维护”了国内文学等级制度的森严。
中学语文教材编写者们一直很维护作家等级制度，鲁迅等“六大天王”的作品长期占据了教材的很大分量。现在老“天王”的位置被新“天王”占了——很多“天王”的名字连我这样的资深文学工作者都从未听说过，多是“心灵鸡汤”教材体写作之辈，谈不上有多少文学价值，孩子们却被迫一年年地学习这些在教材里的霸王。
鲁迅文章被人教版七年级教材替换，这样的事情会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并不是说原来的教材比新修订的好，而是“排座次”的观念在作祟。教材编写环境如果正常，现当代优秀作家的作品都应该纳入平等的考量。
语文教材体现的是教育思想，文学性考量从来退居三线。因此，即便小说已经成了文学中的最大类，可选入教材的作品太多了，如法国儿童文学大师圣·埃克苏佩里的《小王子》这样不朽的杰作，如老舍的《猫城记》这样的本土名作，随便选入一二章，都是美妙的。但中小学语文教材里却是所谓“记叙文”“议论文”之类的东西占据着最大篇幅。鲁迅过去被选入教材里的作品大多不是他的杰出代表作，只是编写者用来体现某个单元的中心思想的道具而已。教材编写者把自己杜撰出来的标准理解用来压制学生的自由阅读个人感受，人为地把文章弄“深刻”了来吓唬学生。
鲁迅的作品是第一流的，语言也是第一流的。过去我支持减少他的作品数量，但全面退出则让人“惊诧”——那些“篡”了他的位子者，不仅不高明反而很糟糕。除读者熟知的《百草园》《故乡》《社戏》等散文外，鲁迅杰出的作品集《故事新编》里很多精彩篇目如《眉间尺》等，都可以选入中学语文教材里。教材编写者也不必弄块叫做“深刻”的石头来给学生使绊子，而显示自己的高级地位。中小学生完全可以兴致勃勃地读完这个故事，完全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来理解这个故事。教师也不必装出高深的面目来告诉学生们非要以某种标准理解鲁迅。
鲁迅的全面退出，是教材编写者的怯懦和无品，也寓示着当代社会的思想混乱仍需漫长的沉淀才能成新的价值。□叶开(上海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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