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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的今天，2005年6月3日，我第一次阅读到了马克思主义书籍，记得是《马克思的故事》，虽然有些字还是不认识，但是我一下子就被马克思同志的人格与梦想所吸引，深深的感动，听到马克思同志不幸逝世的消息，流下了眼泪，但是虽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但是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好的。。。
每次看到当时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会议上的话语，虽然不是很明白，但是就是觉得那就是我看的那本书上写的那样，
后来到三四年级每次看到那个画像里的大胡子男人给中国人的印象是既威严神圣而又神秘莫测。他的学说为什么能有如此大的现实魅力，是一个让我从懂点事儿开始就感兴趣的问题。四年级时老师告诉我们，马克思之所以牛，是因为他以前的社会主义都是“空想社会主义”是“乌托邦”，而马克思他老人家开创了“科学社会主义”。
但我常想不明白：马克思对理想社会的理解怎么就科学了？
老师告诉我，马克思构造的未来社会叫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社会产品按需分配。社会产品极大丰富倒好理解，但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就比较让人困惑了，难道掏大粪这样的工作也能成为人的第一需要？老师解释说：那时候全是机械化了，掏大粪这种工作只要按一个按钮就解决了，让我们茅塞顿开。
至于按需分配，我想到自己吃鱼最爱吃鱼头，妈妈常专卖鱼头来给我吃，她老抱怨，现在的鱼头卖的比鱼身子还贵，我想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人人都可以吃鱼头，鱼身子谁来吃呢？如果没人吃，只有用来喂猫，能那共产主义社会岂不是太浪费了。这个问题我没问老师，因为我从[参考消息]上的一则新闻找到了答案，里面说记不得的那一国的科学家通过生物工程技术发明了一种方形的西红柿，这样放起来不占地方。我举一反三、豁然开朗，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一定能培育出只有头，没有身子或者身子很小的鱼。
五年级，彻底颠覆我的憧憬的是再大一点我懂得了一个概念叫能源危机，想必这是马克思在那个时代所没有遇见过的。我知道了很多资源是不可再生的，而人的需求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那么看来即使在物质极大丰裕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依然要抑制自己的消费欲望。未来社会的基本矛盾仍将是有限资源与无限欲望的矛盾。
回过头来想，其实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想象能力都是取决于我们的现实基础，就像以前有个笑话，村子里搞深入揭批“四人帮”，一农民大爷上台发言：江青狗日的腐化着呢，这婆娘床头放了两罐糖，一罐红糖，一罐白糖，她吃油条都蘸着糖，想蘸红糖就蘸红糖，想蘸白糖就蘸白糖，把俺们贫下中农肺都气炸了！对当年那个农村老大爷来说，如果有人告诉他有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人每天都能吃到油条蘸糖，他一定会把这当白日梦。如果让老大爷编教科书，也许他会把每天有个红苕吃称作科学社会主义，把每天吃油条蘸糖称作空想社会主义。
六年级我拜读了资本论以后，我感觉马克思理论如果要说科学性，主要不在于他的具体预言和结论，那是算命先生的工作。而是他分析过程和思路。其他的“仁人志士”也会痛斥富人的无耻贪婪，凭着想像构造一个美好的社会该是怎样，而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没有轻下结论，他从商品和货币开始解构资本主义，一步步推出他的结论，写的着作都论斤称。这个马克思在我脑海里，倒不象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为工人阶级利益捏着粗大的拳头赤膊上阵的革命导师，更像一个苦啃书本，板凳坐得十年冷，甚至学究气十足的古典学者。难怪他不仅能在当时打动吃不饱、穿不暖一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劳苦大众，时至今日仍以其缜密严谨的思维魅力令无数哪怕不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衣食无忧的爱智者叹服。
初一，课外书告诉我们资本论中的精粹是剩余价值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不能算作马克思一人的专利，当今剩余价值理论也早已不再是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权威话语。但我想这并不能说明马克思的研究是不科学的，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马克思的研究工作占有资料的局限造成的，他想论证的是一个能发挥一千年作用的命题，但就算他磨穿了大英博物馆的地板，他也不可能算清在他身后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资本主义发展。他就像一个国际象棋大师，他预言了对手下面几步将如何走，并公布了自己的预言，宣告了他的对手必将失败。并不是马克思的预料不高明，而是当时还没有博弈论，他忘了他的对手是一群和他一样智慧的大脑的集合，马克思的预言让他们警醒并放弃了原来的战术，他们绞尽脑汁走出了几步连马克思都没有预料到的好棋。
初二，我当选社团中央第一书记、主席，有了新的看法但是在我看来他留给我们的精神遗产还远不是这些预言和结论，恰是他真诚而理智的乌托邦情怀。
他充分的符合后来西方知识分子研究中所提出的理念人（themanoftheIdeas）的概念，他身上充满人文主义的终极关怀，他关注社会核心价值，力求运用他们坚持的理想来寻求生活的意义，并以自己认同的价值与观念作为准则，来争取他们所认为的更合理的世界。理念人展现了人文知识分子是为观念、为理想而生活的这种特点，将这类人区别于工程人，技术人这类专家型的知识分子。
乌托邦是一个在现实中不存在或者达不到的精神王国，之所以说马克思具有骨子里的乌托邦情怀，是因为他不满足于那个人人都无奈的接受的现实的经验世界，他不认为现存的就是合理的，相反他无论是论证“剥削”还是人的“异化”都旨在展现现实的不合理与荒诞，指出人们“自由地”成为资本的奴隶，也就“自由地”失去了自由。对于时代的痛苦，他不满足于跟着感觉走，摸着石头过河，而喜欢搞“理性设计”，他用自己的一系列作品告诉世人，还有一个彼岸世界或者说精神王国，这就是：人的全面解放。
其实这种乌托邦情怀，我们国家的老祖宗身上也有。比如淮南子明明的记载着：“东方有君子之国”，当然你在地图上肯定找不到。山海经里也说：“君子国衣冠带剑，其人好让不争。”《镜花缘》还给君子国一些有情节的描述。自由市场上，买物的人说；“老兄如此高货，却讨恁般贱价，教小弟买去，如何能安？务求将价加增，方好遵教。若再过谦，那是有意不肯赏光交易了。”卖物的人说：“既承照顾，敢不仰体？但适才妄讨大价，已觉厚颜，不意老兄反说货高价贱，岂不更教小弟惭愧？况敝货并非‘言无二价’，其中颇有虚头。”不过我们小时候都是把这当作笑话来看。
有宗教学者说，中国人的民族基因里就没有真正的信仰意识。当中国人习惯于用香火供品祈求无灾无病，升官发财，福禄寿喜的时候。马克思传达给我们一种信仰告诉人们要向往打破锁链的自由。难怪画像里他的目光这样坚定而又忧郁。
初三毕业，我再次当选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历经社团的坎坷险阻，我认为他的执着让我想起佛祖乔答摩·悉达多在尼连禅河中洗去六年的尘垢于岸边毕波罗树下发愿：我今若不能证得无上菩提，身体碎坏，犹如微尘，誓不起此座。最后他们同样得出结论，此岸的世界是苦的，而彼岸的境界，只有破除自身魔障才能证得。使他们的理论打动人并赢得了无数信众的很大一部分共通点，同样是他们悲天悯人的终极关怀。
这也是所以马克思主义能够构成一种精神上的信仰。它鼓舞生存在此岸的人们对现实不合理的抗争，也有对真善美的追求，它抚慰人们的心灵，给予人们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的道德勇气，是对人们工业化社会现实生活无可逃避的巨大欠缺的精神补偿。
今天看来，告诉我们傅丽叶、圣西门的那一套是乌托邦又叫空想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开始才叫科学社会主义，也许是他的铁哥们恩格斯为了树立他的学术威信。后来我们阴差阳错的把不能实现的“空想”“乌托邦”和科学作为二元对立，甚至把实现了的现实和“科学”等同起来，绝不是马克思他老人家的本意。
其实不符合经验或难于“兑现”并不等于不科学，牛顿定律解释的自由落体是在绝对真空的情况下的理论推导，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19世纪初法国科学家卡诺认为在工作于两个给定温度之间的所有热机中，以卡诺理想的可逆热机所产生的动力为最大，这样热效率百分之百的热机在现实中也造不出来，你能说它不科学么？
高一，我也继续深入，马克思理论的形象开始改变大概是从苏联革命成功开始的，一些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帜的行为让世人开始怀疑甚至对马克思主义倒胃口，“苏联揭露的斯大林的统治，其黑暗不亚于历史上任何最专制暴虐的统治”。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却在“与时俱进”。当年马克思说过，社会主义的胜利使得它的敌人也扮装成社会主义者。而今，则是社会主义运动在苏联、东欧等地的失利常常使得它的信徒也扮装成非社会主义者。
有人认为正是这种乌托邦情怀在一系列社会主义实践中造成了灾难，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对此秦晖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我国的文化大革命，人民公社运动就是例证。在那个年月除了伟大领袖和一些因不懂事而头脑发热的小孩以外，连中央委员们都不得不韬光养晦、明哲保身，谁的脑海里还有一点忠于理想的情操。在饿殍遍野的年代，这么多农民出身的干部里，除了一个彭德怀跳出来为农民鼓与呼，没有人敢于质疑当时荒唐的政策路线的合理性，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乌托邦情怀。参与大跃进的那些“无限忠诚”的中坚分子大多数本身就不相信什么乌托邦，他们并不打算为之奋斗牺牲，却鼓动和胁迫别人去奋斗牺牲。人性中自私和邪恶的一面被淋漓尽致的发挥。也许领袖个人的出发点是善良的，但是他没有权力把他一个人的理想强加在全国人民身上，即使是一座最美丽的花园，当它强制性的把人关在其中它就成了监狱，是专制把乌托邦变成了集中营。
回过神来，很多学者指出实际上我们的时代仍然需要乌托邦情怀而专制主义才是我们的敌人。是借着理想来裹挟群众，利用在此岸孤立无援的个体的绝望来操纵他们的野心家们玷污了乌托邦的旗帜。大众是有头脑和选择权的，你可以用你的理想来鼓舞和感召世人，但你无权用你个人的理想来支配世人，把不同意你观点的人都镇压为反革命。
我们要警惕的是，如果我们的民族或者世界可以憧憬一个光明的未来，这个未来之国决不是一群放弃独立思考，只懂得纪律、忠诚和服从的“建设者”在一种声音的统一号令下，迈着整齐的步伐来建造的，用哈耶克的话来说，那是通向奴役之路，那种所谓的乌托邦充其量是金凯利的“楚们世界”或者奥威尔的“动物农庄”。
马克思为我们指出，通向自由王国之路，是以“自由人联合体”来克服人的异化，实现人的复归，即人的自由个性的复归。这也就是后来在《宣言》中的那句凝聚着马克思理想而后来有些国家“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闭口不提的至理名言：“使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成为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高二，现在的我，这种乌托邦情怀和书生意气在今天被某些“正宗的马克思主义者”看作不切实际的书生造反、十年不成，斥为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相为印证的是当年毛泽东批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连不少受过运动之苦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今都在谈论如何“告别乌托邦”。
而这才是马克思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遗产之一，也正应该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灵魂中的一部分。是他让我们不要为统治者们的英明伟大而放弃自我，执着地追问当下社会的不合理、不科学、不道德，质疑现实的合法性，憧憬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之国”，那里有公正、有平等、有尊严、有幸福。
今天当我们谈到走向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时候，其实隐含的逻辑就是承认，当前的精神状态和政治生态至少是不够文明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人，理想的文明状态就是一个乌托邦。
一般意义上制度变迁的研究都会导致一种看法：一种制度自身就包含着合理性，制度变迁总是意味着制度从效率较低的形式趋向效率较高的形式。在现实中确实在一定时期的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但它难于解释为什么人类经常在某些时期无奈的生活在对大多数人都不利的低效率甚至野蛮的制度下。往往一种制度人人都认为它不合理，但谁都没有办法，只有说这是“中国特色”。为什么按经济人的假设应该是理性，的却选择了低效和非理性的制度？这就是“诺思悖论”。而诺思教授对此的回答是：路径依赖。他指出，在制度变迁中，存在一种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得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它的既定方向会有自我强化的趋势。对此觉醒的个体的抗争常常是无力的。
人作为一种理性动物的苦恼往往在于，当不能逃离我们就寄托于改变现实，但我们改变现实的理想遭遇挫折，我们又用理想来安慰自己。放大来看，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情感历程就是在这几极之间往复震荡。
追梦人常是苦闷的。今天的人们，常借“坦塔洛斯”之名形容可望不可及所引起的痛苦。它是希腊神话中宙斯和自然女神普洛托之子，因得罪众神而被打入地狱，拘留在一个湖的中央。他口干舌燥，但要低头喝水时，水就向四周退去；他想采摘头顶的满树鲜果，但刚一伸手，树枝就马上抬向高处。相信那个吕日周离开长治时，他心中会真切的感受到这种无力回天的坦塔洛斯之痛。
面向未来
但梦想的真正价值还不在于能否在自己眼前“变现”。那种全心投入的渴望，不畏流言的努力。如同白衣胜雪的年少情怀，对纯美爱情的渴望、夸父追日般对伟大真理的冲动。也许岁月会使一个人的行为变得世故而成熟，适者生存的理论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正直有理想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会在一种环境中成长为机会主义的政治动物。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却绝不会从灵魂中抹去梦想的烙印。
对乌托邦的向往，也并非要回避现实。《桃花源记》描绘了一个偶然在山谷里被发现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乐土，但最后却没有忘了告诉世人，第二次再去却怎么也找不着了，让一丝酸涩怅惘留在人们心中。先民感叹：乐土乐土，爰得我所。当人们发现自己没有办法通过梦想来到达彼岸的自由王国，即使自由女神的火炬下也不是属于你的乐土，并不妨碍人们怀着现实感哪怕是被迫留下来建设自己此岸的家园。
现实会给予我们这样的经验，真正的正义是难于实现的，绝对和永恒的爱是不存在的，完全的公平是无法达到甚至难于界定的，人类历史的演进是非理性而且冷酷的。也许我们已经足够的成熟和世故，我们觉得自己已经看透了而变得冷嘲。有人可以用玩世不恭的表象来保护自己，但我相信如果敲开他们玩世不恭的壳，透过佯狂和反讽，他们内心仍然有炙热和真正值得珍视的东西。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在读到张贤亮的《牧马人》、《绿化树》里的知识分子在艰难困苦中，把对梦想中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无限忠诚作为精神的支柱。也许从心里感到不可思议甚至觉得是愚忠，这么多大学生为了某一份好工作而入党的同时。我们不希望我们这个时代被彻底的唯物主义打倒，我们仍然应该旗帜鲜明的鼓舞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无论用哪一种方式保有向往先进文化未来发展方向的勇气，鼓励人们知行合一地实践我们憧憬中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乃至政治文明。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吕日周们的努力是何等的可贵，说是个人英雄主义也好，书生意气也好。如阿尔温.托夫勒所描述的，对任何变革都会有，“一帮人迫不及待地出来扼杀，其理由是这些建议不现实，同时又为现存的东西辩护，说它们才是现实的，不管这些东西多么荒谬。”
假如没有这样的人对貌似永恒和习以为常的社会经验和政治传统发起的挑战，假如我们的社会不懂得给予这样的人善意和尊重甚至必要的支持，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政治将没有未来。
司马车同志的明天将更加美好，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实践我们的学习、工作、生活的司马车路线将更加胜利！
高三:宋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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