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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957年，杨振宁与李政道提出了“宇称不守恒”理论，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最早的华人诺贝尔奖得主。下面是作文汇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物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盛名之下的杨振宁是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但专业领域之外很少有人知道，他是20世纪以来的物理学史上，仅次于爱因斯坦的世界级物理学大师之一。
离开故乡多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重回故乡之后，遇到的并不全是温情和善意。人们谈论起他，也许首先想到的是晚年那段年龄悬殊的婚姻，有关科学的美和奥秘的故事却令人遗憾地被忽略了。
坐在我的左边
都是回忆。推开大礼堂的门，还能闻到小时候的味道，每个礼拜六父母亲带他到里面看电影。第一部电影的细节还清楚地记得，片子讲的是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中一个资本家的故事。躲避通缉的资本家藏身在一个很小的地方，圣诞节时，外边下了雪，他穷途潦倒，「走回到他家的那条街，窗户里头，看见了他的太太跟他的孩子们，看见了圣诞树。」老体育馆是孩子们经常去的地方。那时候清华每年都要举办北平市大学生运动会，总是人山人海。他们一帮清华园里教授家的孩子就自发组成啦啦队，给清华的运动员呐喊助威。
杨振宁先生拄着手杖在校园里走着，每次经过这些地方，从前的情景就出现了。他95岁，人生绕了一圈，又回到最初的起点。路边的槐树和银杏继续繁盛着，身边走过的是正值青春的学生们，也有父母牵着的七八岁孩子，就像80多年前他和他的小伙伴们。近一个世纪的时光似乎只是刹那。
与大多数睡眠少的老人不同，杨振宁现在还可以像年轻人一样「睡懒觉」，早上9点多钟起床，处理一些邮件，中饭后再睡一两个小时午觉，下午四五点钟出现在距离家一公里的清华园科学馆办公室里。晚上，有时和翁帆在家里剪辑一些家庭录影，素材的时间已经跨越了大半个世纪，年轻时他用摄影机记录了很多家庭时光。2013年一次背痛入院后，他不能再进行长途旅行了，「太累的话，背便容易出毛病。」——也许因为年轻时太喜欢打壁球受了伤，也许只是时间不曾放过任何一个身体。他现在怕冷，常常要泡泡热水澡，家里的浴室和卫生间里都装上了扶手保障他的安全。
「你坐在我的左边。」杨振宁对《人物》记者说。他的左耳听力更好一些——依然需要借助助听器。但在很多方面他又完全不像一个95岁的老人——他有一双依然明亮的眼睛，说话时声音洪亮，思维敏捷，几十年前的细节回忆起来一点也不吃力。采访中，每当遇到他需要思考一下的问题，他总是略微抬起头，凝神静思，认真得像一个孩子。
办公室乍看上去并无特殊，但房间里的一些物件透露出主人的特殊身份。比如墙上挂着的一幅字——「仰观宇宙之大，俯察粒子之微」，落款莫言。杨振宁读过莫言的小说，但他对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更感兴趣，最近关注更多的是国际大势，比如特朗普「要把整个世界带到什么地方去」。有时看到了他觉得好的文章，他会通过邮件分享给十几个关系密切的身边人。
杨振宁每天会看看央视和凤凰卫视的新闻。这是他很早就有的习惯。在弟弟杨振汉的记忆中，他早年在美国时，每天都要看《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国际先驱论坛报》，「很快地翻，看看这里面有没有什么(时局)变动。」他是1949年后最早回国访问的华裔科学家，也是在报上看到的消息——1971年，《纽约时报》一个不起眼的地方刊登了一则美国政府公告，他从中发现了中美外交关系「解冻的迹象」。
2003年，相伴53年的太太杜致礼去世后，杨振宁从美国回到他从小长大的清华园定居。如今的清华在某些方面已经完全不是他记忆中的样子了。几个月前，好友吉姆·西蒙斯夫妇来北京看望他和翁帆，在清华住了几天。西蒙斯是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时的数学家同事，后来成为「传奇对冲基金之王」。有一天，西蒙斯的太太问杨振宁，Frank(杨振宁的英文名)，你不是在清华园里长大的吗，你小时候住的地方还在不在，带我们去看看。当年杨家住在西苑11号一个约200平方米的四合院里。杨振宁带他们去看时，发现大门已经不能辨认了，一家人住的院子如今住进了5户人家，宽敞的院子成了黑黢黢的七里八拐的小胡同。
「后来我想，是不是给美国人看有点寒碜，可是又一想啊，不是，非常好，为什么呢，使得他们了解到中国要变成今天这样子，不容易。」在清华园里种种复杂的感受，杨振宁归为一点：他经历了一个不寻常的「大时代」。
采访那天，摄影师请他倚在科学馆楼梯拐角的窗前，这幢建于1918年的砖红色欧式三层小楼曾经也是任清华算学系教授的父亲的办公地。乌黑色的窗棂纵横交错，窗外是初夏满眼生机的绿色，旧时光似乎还在昨日。
Great Scientist
科学馆的办公室里放着一块小小的黑色大理石立方体，这是清华大学送给杨振宁的90岁生日礼物。4个侧面依次刻上了他这一生在物理学领域的13项主要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有3项，分别是1954年与米尔斯合作的杨-米尔斯定律(或曰非阿贝尔规范场理论)、1956年与李政道合作的宇称不守恒定律和1967年的杨-巴克斯特方程。
毋庸置疑，杨振宁是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但对于普通人来说，理解一位理论物理学家的贡献也许实在太难了。著名华裔物理学家、MIT数学系教授郑洪向《人物》提供了一个形象的说明：物理学界有一个通俗的说法，诺贝尔奖分为三等，第三等的贡献是第二等的1%，第二等的贡献是第一等的1%，60年前杨振宁与李政道因提出「弱相互相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获得的诺贝尔奖是其中的头等——爱因斯坦是唯一的例外，特奖。
在许多物理学家的回忆中，1957年10月是兴奋、激动和传奇。美国科学院院士、著名超导体物理学家朱经武当时在台湾中部一座「寂静小城」读高中，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杨振宁的报道，教室和操场上不断地和同学谈论他们完全不懂的「宇称不守恒」。佐治亚大学物理系教授邹祖德12年后在英国利物浦一个很小的中国餐馆吃饭时，听到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厨师和店主非常自豪地谈起杨振宁的成就，「感慨万分」。
郑洪向《人物》回忆第一次接触杨振宁的情景——那是1964年前后，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博士后，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的杨振宁当时对他来说是「神话里面的人物」——在一个中国同学会上，大家正在聊天、跳舞，突然有人说，杨振宁来了，「大家都轰动了」，纷纷站起身迎接杨振宁。
实际上，杨振宁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宇称不守恒理论，而是杨-米尔斯理论，如果说前者让他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家，后者才真正奠定了他的一代大师地位。杨-米尔斯理论被视为「深刻地重塑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物理学和现代几何的发展。美国声誉卓著的鲍奖在颁奖词中称，「这个理论模型，已经跻身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必将对未来世代产生相当的影响。」量子电动力学奠基人之一、国际备受景仰的著名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称杨振宁为「继爱因斯坦和狄拉克之后，20世纪物理学卓越的设计师」。
2017年5月12日晚，杨振宁与2004年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阿龙·切哈诺沃、中科院院士施一公一起参加清华研究生会组织的「巅峰对话」，「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的身份从35岁起一生紧随着他。尹夕远 摄
半个多世纪之后，互联网时代的中国舆论场上，这位在国际上备受尊崇的「great scientist」、当年「神话里面的人物」却在遭受庸俗的解读，因为与翁帆的婚姻，他像娱乐明星一样被轻佻地谈论，经过歪曲或刻意编造的伪事实也随处可见。甚至有人编造翁帆父亲娶了杨振宁孙女的谣言——这一谣言出现时，杨振宁的孙女才7岁。
人们似乎已经没有耐心了解传奇——他深邃的工作与普罗大众之间的遥远距离更加剧了这一点。
一位网友在指责杨振宁的留言后面连发了几个反问：「你听说过杨-米尔斯理论吗?你知道杨振宁在物理学上的建树吗?你知道杨振宁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吗?」
答案多半都是否定的。
与杨振宁关系密切的中科院院士葛墨林气愤不过，写了一篇辟谣和解释的文章，但被杨振宁压下了。杨振宁回复他，除了讨论物理，其他的事都不要管，我一辈子挨骂挨多了。「挨骂」是从他1970年代走出书斋开始的。首先骂他的是台湾方面和美国亲国民党的华人。1949年以后，美国华人社会中一直「左」、「右」对立。有亲国民党的报纸称他是「统战学家」，劝他「卿本佳人，好好回到物理界，潜心治学吧」。苏联也骂他，一份苏联报纸指控他是「北京在美国的第五纵队」的一分子。
1971年，去国26年的杨振宁以美国公民身份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设宴招待。此后他几乎每年回国访问，持续受到中国官方高规格礼遇。他敬佩毛泽东和邓小平，对新中国抱有很多的希望和敬意。回国定居后，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家国情怀时常从他的公开发言中流露出来。一些人也因此批评他对当下体制批评太少，维护过多。
也许名声的确是误解的总和，围绕杨振宁的各种声音都对他缺乏真正的了解和理解。在《人民日报》的一次采访中，杨振宁回应说：「我知道网上是有些人对我有种种奇怪的非议，我想这里头有很复杂的成分。我的态度是只好不去管它了。」
但舆论在某些时刻还是影响了杨振宁的现实生活。
从美国回到清华后，他给120多位本科生开了一门《普通物理》，一位听过这门课的清华学生回忆，杨振宁的课对于刚刚高中毕业的他们来说难懂，后来读博士时他才意识到，当年课上听的是「武林高手」的「秘诀」。这门课只开了一学期，除了杨振宁的身体原因，也和他与翁帆的订婚消息公布之后媒体的「干扰」不无关系。一位记者在报道中描述了「最后一课」的场景：「在一群保安的簇拥下，一个身穿黑呢子大衣的老人从走廊的尽头走来，瘦弱的身材使他看上去显得有些高大，头发上还散落着几朵尚未融化的雪花。路面很滑，但老人的步伐却并不比年轻人慢，一转眼的工夫，就进入了教室。保安随即迅速把门牢牢地关上，由于门上的玻璃被报纸覆盖得严严实实，对于教室里发生的一切，站在外面的人什么都看不见。5分钟之后，教室里隐约传来讲课的声音。」
「后来再要上课就比较有困难，」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朱邦芬有些遗憾，「原来我的希望是把整个大学物理能够讲完，但后来没有讲完。」
伟大的艺术家
简洁深奥的方程式是物理学家与公众之间的一道天然屏障。也许只有诗人可以做个勉强的助手。杨振宁曾经引用了两首诗描述物理学家的工作。其中一首是威廉·布莱克的《天真的预言》：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一粒沙里有一个世界
一朵花里有一个天堂
把无穷无尽握于手掌
永恒宁非是刹那时光)
另一首是英国诗人蒲柏为牛顿写下的墓志铭：
Nature and nature’s law lay hid in light;
God said,let Newton be! And all was light.
(自然与自然规律为黑暗遮蔽
上帝说，请牛顿来!一切遂臻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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