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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蘑菇圈》和《三只虫草》两部小说构成。《蘑菇圈》里的斯炯，从政治荒诞的年代走到当下，经历了诸多人事的变迁，以一种纯粹的生存力量应对着时代的变幻无常。小说沿袭着阿来一贯的对于藏区的“人”的观照，用笔极具诗意，将现实融进空灵的时间，以平凡的生命包容一个民族的历史，表露出阿来对于藏区的人的“生根之爱”。《三只虫草》讲述的藏区小学生桑吉在藏区的“虫草季”，为减轻家庭经济拮据和自己内心纯粹的理想而逃课挖虫草的故事，面对着一个复杂的成人世界，桑吉纯净的心灵世界显高贵。小说充盈着一种温暖而动人的格调。
内容简介：
《蘑菇圈》的故事也发生在那个被叫做机村的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藏地小山村。虽然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但阿来的叙事时间却相当漫长，从共和国成立不久的1955年起始，一直写到了被称之为市场经济的当下时代，故事前后的时间跨度超过了半个世纪。或许与阿来藏族作家这样一种特定的文化身份有关，他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实际上都在或隐或显地关注思考着藏地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命运遭际问题。单就时间层面来看，藏地与现代化的相遇，与共和国的成立，差不多处于同步的状态。而这，事实上也就意味着，只有在共和国成立之后，来自内地的汉人方才携带着现代化的各种知识文化进入到藏地，藏地的现代化进程也因此而被开启。在这一明显带有滞后意味的现代化进程中，既发生了藏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碰撞，也含蕴着藏与汉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归根结底，藏地如何被迫融入到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乃是阿来一系列文学作品所集中思考表现的思想主题。这一点，在这部《蘑菇圈》中同样有着非常突出的表现。尽管小说的叙事时间超过了半个世纪，但深谙小说之道的阿来却并没有在各个时段平均使用力量，他的书写重心实际上落脚在了两个时代。一个是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也即那个“革命”的时代，另一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这个“经济”时代。无论是面对当年的“革命”，还是面对当下时代的“经济”，阿来都立足于人性的立场上，进行着堪称真切深刻的批判与反思。
小说之所以被命名为“蘑菇圈”，乃因为蘑菇是贯穿于文本始终的一个核心物事，在其中承担着极其重要的结构性功能。“那时，机村山上所有的蘑菇都叫蘑菇。最多分为没有毒的蘑菇和有毒的蘑菇。而到了故事开始的1955年或是1956年，人们开始把有毒的蘑菇分门别类了。”由笼统的“蘑菇”称谓，到对于“蘑菇”开始分门别类，显然意味着机村一段新的历史的开端。也因此，方才生成了叙述者别具深意的一种叙述：“尽管那时工作组已经进村了。”“尽管那时工作组开始宣传一种新的对待事物的观念。”“这种观念叫做物尽其用，这种观念叫做不能浪费资源。”“这种观念背后还藏着一种更厉害的观念，新，就是先进;旧，就是落后。”请注意，不管是对于“蘑菇”称谓的进一步分门别类，抑或还是诸如“新”与“旧”、“先进”与“落后”这样一些充满进化论色彩的观念的进入与普及，很显然都意味着现代性对于机村、对于藏地的强势介入。小说所讲述的围绕着主人公斯K发生的那些故事，究其根本，皆属现代性所赐的结果。
某种意义上，当年的斯K姑娘应该被看作是机村最早参加“革命”的人：“小街一衰败，斯K就回了家。因为认得些字，还会说汉话，就被招进了工作组，那时叫做参加了工作。”斯K的哥哥法海是宝胜寺的和尚：“政府决定把一座八百人的寺院精简为五十个住寺僧人，其他僧人都动员还俗回乡，从事生产。斯K的哥哥也在被动员回乡之列。但斯K哥哥不从，逃到山里藏了起来。”后来才搞清楚，斯K哥哥其实并没有跑到山上去藏起来，而是被公安局莫名其妙地拘押了起来。但不管怎么说，这一事件却连累了斯K姑娘，从根本上影响了她的一生。因为和尚哥哥莫名其妙失踪，已经就读于民族干部学校的斯K被责成一定要找到自己的哥哥。到最后，因为斯K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居然被逐出了民族干部学校，她极其短暂的一段“革命”生涯就此彻底告终。受哥哥连累被逐出民族干部学校倒也还罢了，关键的问题是，“斯K上了一年民族干部学校的意义似乎就在于，她有机会重复她阿妈的命运，离开机村走了一遭，两手空空地回来，就用自己的肚子揣回来一个孩子。一个野种。”后来，到了“革命”势头更为激烈的“四清”时期，工作组那位新来的女组长，曾经反复追问斯K孩子的父亲是谁，但倔强固执的斯K却始终都不肯吐露实情：“斯K却不明白，身为工作组组长，那么多事情不管，却拼命打问一个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个世界连一个孩子没有父亲这样的不幸事情都不能容许了吗?”这里，很显然存在着一种“革命”逻辑与人性逻辑相互冲突的问题。无论是斯K哥哥法海的被逐出寺院，抑或还是斯K的受连累被逐出民族干部学校，乃至于新组长对于斯K孩子父亲的追问，都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畸形政治时代“革命”逻辑的一种依循。而斯K的坚持不肯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则应该被视为是对于人性逻辑的一种本能维护。
事实上，斯K对于人性逻辑的本能维护，更突出地体现在她冒着政治风险毅然出手救助落难的吴掌柜的行为之中。斯K在进入工作组之前，曾经在一家旅店帮佣。那时候她只有十二三岁，那家旅店的老板就是吴掌柜。到了1961、1962年那个空前饥饿时期，早已回到老家的吴掌柜，在全家人都饿死之后，为了活命，一个人努力挣扎着返回了机村：“我想我只有走到这里才有活路。山上有东西呀!山上有肉呀!飞禽走兽都是啊!还有那么多野菜蘑菇，都是叫人活命的东西呀!”问题在于，返回机村被迫隐藏行迹的吴掌柜，却只能够依靠煮野菜和蘑菇维持生命，既缺盐，也少油。在这个时候，从一种本能的人道情怀出发，偷偷地给吴掌柜送去盐与油的，正是年轻的斯K。虽然说斯K的救助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吴掌柜最终的悲剧命运，但困境中一种心灵慰藉作用的存在却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实际上，在那个物质异常贫瘠的“革命”岁月里，斯K一家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着独属于她的那个蘑菇圈的滋养方才得以度过困厄的。
小说的另一个书写重心，是当下的“经济”时代。这个时候，斯K的儿子胆巴也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了一名政府官员。就如同变魔术一般，到了这个“经济”时代，阿妈斯K的蘑菇圈突然就变得值大钱了：“不是所有蘑菇都值钱了。而是阿妈斯K蘑菇圈里长出的那种蘑菇。它们有了一个新名字，松茸。当其他不值钱的蘑菇都还笼统地叫做蘑菇的时候，叫做松茸的这种蘑菇一下子就值了大钱。”正如你已经预料到的，蘑菇或者说松茸的升值，极大地刺激了包括机村人在内的所有人群的贪欲。当人们都在为松茸而疯狂的时候，难能可贵地保持了冷静心态的，唯有阿妈斯K。在丹雅不无炫耀地告诉阿妈斯K“时代不同了”的时候，遭到了阿妈斯K强有力的反驳：“阿妈斯K说，时代不同了，时代不同了，从你那个死鬼父亲带着工作组进村算起，没有一个新来的人不说这句话。可我没觉得到底有什么不同了。”“我只想问你，变魔法一样变出这么多新东西，谁能把人变好了?阿妈说，谁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究其根本，阿妈斯K所一力强调的“谁能把人变好，那才是时代真的变了”，正是对于人性逻辑的一种本能维护。而这，显然也就意味着，到了“经济”时代，当所有的人们都在为金钱而疯狂迷失的时候，能够坚守人性逻辑并以此对抗金钱逻辑的，却依然还是阿妈斯K，还是这位“革命”时代曾经的人性守护者。当然，人性逻辑之外，无论是当年的“革命”时代，还是当下的“经济”时代，斯K的那个蘑菇圈中，显然也还包含有藏族人本于虔诚的宗教信仰而对于大自然的一种敬畏心理。只不过，到了当下的“经济”时代，这种敬畏心理已经可以被阐释为现代性意义上的生态保护思想。但不管怎么说，小说结尾处阿妈斯K的由衷感慨还是格外令人神伤的：“阿妈斯K说，儿子啊，我老了我不心伤，只是我的蘑菇圈没有了。”在一种象征的意义上说，“蘑菇圈”既可以被看作是正常人性的隐喻，也可以被看作是自然生态的隐喻。唯其如此，阿来才会以此来为他这部意深旨远的中篇小说作结。由此可见，这种感慨，固然属于阿妈斯K，但却无疑更属于作家阿来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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