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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朱熹理学文化书信

投稿:胡椒 时间:1年前 我要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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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作为中国封建社会13世纪以来着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以他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东亚各国家民族,乃至世界华人社会有着相当的影响及作用。

  弘扬朱熹理学文化书信一:

朱熹是很难走近的,不仅仅是他那深奥的思想,不通俗的文字,更多的因为感情的因素。相信有很多人认为朱子可敬而不可亲。朱子理学以天体为本体,动静无端和理一分殊为并证思维,格物穷理则是认识论,但它们都与道德政治一体化。所体现的文化精神是伦理理性。朱子理学没有更多的向自然迈进,而被历代统治者作为治国方略加以实施,成为泛道德的命题。高挂“存天理、灭人欲”旗帜,推出了“三纲五常”。朱熹成了不食人间烟火、没有七情六欲的圣人偶像。

让我们克服情感上的好恶,先读读他的诗词。台湾学者钱穆曾感慨地说,“朱子倘不入道学儒林,亦当在文苑传中占一席地,大贤能事,固是无所不用其极也”。朱子咏梅,把早梅比做佳人,自况多情刘郎,“巡檐说尽心期事,肯醉佳人锦瑟旁”。相信有了梅花仙子相依,“人间何处有冰霜?”他描海棠,“春草池塘绿,忽惊花屿红”。他状秀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他写春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童心大发时,“书册埋头无日了,不如抛却去寻春。”兴之所来日,也曾“酒笑红裙醉,诗惭杂佩酬”。这样清丽活泼的词句,高蹈出世的意境,能出自“道长”、“神父”和“冬烘先生”的笔下吗?至于那脍炙人口的十首“九曲棹歌”,早已成为武夷山水的最佳导游词。

我们再看看他的仕途所为,民本思想。朱子为官之日不多,突出的政绩是修理荒政。在他成长的故里武夷山下五夫镇,发生百年未见的水灾,他出面请求建州知府借用官粟600担,又亲自动员富户和米商平粜应急。善于思考的他认为要从根本解决救灾问题,当设社仓。青黄不接时,将社仓之粮借给农民,收成时连本带息收回,遇灾之年则以轻息或免息支持灾民,这样就可以免除灾民饥饿。如今五夫社仓砖雕匾额仍然安在,他亲自撰写的《建州崇安县五夫社仓记》还是那样暖人心房。任职提举浙东茶盐公事时,恰逢天灾,他一方面赈粜救灾,一方面呼吁朝廷减免赋税。他对危害灾民的贪官唐仲友怒不可遏,不顾其与宰相姻亲的关系,连上六篇弹劾状书,最后自己落得个辞官返回武夷。他把官府催收赋税喻作“椎凿”,“催科处处急,椎凿年年侵”;水灾连天,他抗议老天爷,“仰诉天公雨太多,才方欲住又滂沱。九关虎豹还知否,烂尽田中白死苗。”福州西湖观赏荷花,湖光山色才上心头,那边却“酬唱不夸风物好,一心忧国愿年丰”,真个民间疾苦一枝一叶总关情。

我们还可以看看他的为人交友之道。朱子一生,举凡士子儒生、骚人墨客、羽士释子、三教九流、巫医百工、田夫野老都有他的朋友,不少与他情投意深。“野人载酒来,农啖日西夕”。朱子为山路崎岖、老农来往不便过意不去,一再叮咛“归去莫频来,林深山路黑”。朱子至交更多的是贤士文友。作为理学同仁志同道合自不必说,但他对于水火不相容的论敌,仍能视为已出,情意笃笃,实属难能可贵。著名的“鹅湖论辩”是场主客观唯心主义的争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但朱子返回武夷山途经汾水关时,笑声朗朗的吟出,“地势无南北,水流有西东。欲识分时异,应知合处同”。任职浙东时他官居五品,理学永康学派的陈亮仅为布衣,找上门来围绕“王霸义利”一下便理论十天。随后又以书信形式进行长达11年的论辩,后人可以从双方书信中发现不乏刻薄反唇相讥的词句,但相互问安祝福又处处可见。朱子建成武夷精舍后,还濡墨致函邀请陈亮前来,“承许见故,若得遂从容此山之间,款听奇伟惊人之论,亦平生快事也”!更让后人传为佳话的是朱熹与陆游、辛弃疾之间的友谊。三人都富有爱国之心,坚持抗金主张,胸藏济世致用之才,先后又都任过武夷山下冲佑观提举。平时相互唱酬,砥砺志向,嘘寒问暖。陆游被贬回绍兴之时,同在病中的朱熹托人千里赠送武夷纸被,放翁为此赋诗两首,诗云“纸被围身度雪天,白于狐腋软如锦”。辛弃疾认识朱子后便记住了他的生日,虽然远在他乡,还特为朱子寄来寿诗一首。朱子去世时,垂垂老矣的放翁,用颤抖的双手写下悲痛的祭文:“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注东海之泪,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享。”辛氏作词一首亲往吊唁,哭之日,“所不朽者,垂百世名。孰谓生死,凛凛犹生”。朱子对自然、对百姓、对朋友的亲情由此可知一二。

朱熹不知是为了论证他的学识需要,还是早知后人可能误会,他对“存天理灭人欲”早有解释。“欲富贵而恶贫贱人之常情,君子小人来尝不同”。他以极为平常的穿衣吃饭现象为例说明天理人欲。“如夏葛冬裘,汤饮饥食,此理所当然。才是葛必欲精细,食必求饱美,这便是欲”。超过实际过分追求才是不正当的人欲。他认为天理人欲是根本对立的,当天理和人欲发生矛盾之时,应当灭掉作为恶的人欲,复归到“本然之善”的天理。从理欲之辩的初衷和联系朱子限君民本的言行,他的这一主张更主要是为了规谏统治者,针对达官显贵的。相当于现今对领导干部廉洁自律的要求。能说这没有必要吗?有人说过朱熹对儒学发展的贡献,有如康德之于西方哲学。于是你我都会想起康德墓碑上那句著名的话:“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弘扬朱熹理学文化书信二:

在元朝、明朝、清朝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形态。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标准取士,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强化了“三纲五常”,对后期封建社会的变革,起了一定的阻碍作用。朱熹的学说,也对后来明朝王阳明的心学有深刻的影响。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正是在朱熹哲学基础上的突破。朱熹的学术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具有重要影响。

两宋时期,学术上造诣最深、影响最大的是朱熹。他总结了以往的思想,尤其是宋代理学思想,建立了庞大的理学体系,成为宋代理学之大成,其功绩为后世所称道。其门人黄斡曾总结曰:“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论谬,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行状》)又曰:“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着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日继其微,至孟子而始着。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着。“(同上)清人全祖望指出:“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宋元学案.晦翁学案》)这些评价虽属溢美之辞,但真实地反映了朱熹在学术界的地位及其影响。朱熹死后,被谥为“文公“,赠宝谟阁直学士,又追封徽国公等。其思想被尊奉为官学,自元朝始,朱熹关于经学注释着作成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而其本身则与孔子圣人并提,称为“朱子“。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朱熹之言,则成为不能更改的、绝对的权威。易学更是如此。朱熹撰《周易本义》列河洛、先天图于卷首,又与弟子蔡氏父子(蔡元定、蔡沉)编撰《易学启蒙》笃信和诠释河洛、先天之学,后世皆以此立言,阐发朱子的河洛先天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朱熹真正确立了河洛之学和先天之学在学界的地位而为后世大多易学家所认可。

朱熹十四岁,父亲去世,遵父遗命,他从学于父友胡原仲、刘致中、刘冲。后刘致中以女许嫁朱熹。绍兴十八年(1148年),十九岁朱熹登进士第。二十一年,受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拜罗从门人李侗为师。始知释老之说为非,学问而就平实。二十七年,朱熹自同安弃官回故里,致力学术,历二十余年。孝宗即位,曾多次召用,皆辞而不就。淳熙五年(1178年),四十九岁的朱熹出知南康军,八年,改除提举浙东常平盐公事。光宗即位后,又知漳州、潭州。宁宗即位,除焕章阁待制兼待讲。

总之,朱熹一生自举进士至死,凡五十年,经历了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仕于外者共九年,立于朝者四十日,为宁宗讲《大学》。其余四十年过着讲学着书生活。其着作有《周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四书或问》、《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太极图说解》、《通书解》、《西铭解》、《楚辞集注辨正》、《韩文考异》、《参同契考异》、《中庸辑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宋名臣言行录》、《家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等。此外,还有《文集》一百卷,《续集》十一卷,《别集》十卷,阂人辑录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其易学思想主要集中在《周易本义》、《易学启蒙》、《朱子语类》等书中。按朱熹《年谱》,《周易本义》成书于淳熙四年(公元1177年),《启蒙》成书于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据今人朱伯昆考证,“《本义》于《启蒙》前,并未成书。”(《易学哲学史》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年)此说可谓精确。需要说明的是,《易学启蒙》虽列朱熹名下,而并非他一人所为,是他与蔡元定通力合作的结果。蔡元定学生翁易在宋理宗淳佑七年(1247年)记载道:“晦庵疏释《四书》,因先生论辨有所启发者非一。……六经、《语》、《孟》、《学》、《庸》之书,先生与之讨论讲贯则并驰其功焉。《易学启蒙》一书,先生研精覃思,屡年而后就,晦庵复删润之,始克成书。”(《蔡氏九儒书》卷首《蔡氏诸儒行实》)此“先生”是指蔡元定。翁易关于《易学启蒙》是由蔡元定起稿、朱熹删润而成的记载,在《宋史》中有同论。《宋史.蔡元定传》曰:“熹疏释《四书》,及为《易》、《诗传》、《通鉴纲目》,毕竟与元定往复参订。《启蒙》一书,则属元定起稿。”这一点同时在未熹的言论中可以得到印证。朱熹在给蔡元定信中说:“《启蒙》修了末?早欲得之。”(《文集.答蔡季通》)又说:“《启蒙》所改是否?又天一地二一节,与天数五地数五相连,此是程子改定,当时不曾说破,今恐亦当添程说,乃明尔?”(《文集续集.答蔡季通》)朱熹在《启蒙序》中也明言:“因与同志,颇辑旧闻,为书四篇,以示初学,使毋疑于其说云。”此“同志”即蔡元定。“为书四篇”中“书”即《启蒙》。由此可知,翁易所记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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