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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它将对中国工农红军两万五千里长征这一伟大壮举进行正面的全景式的描写，以展现长征的历史风貌。
《长征风云》读书笔记范文一
激战娄山关，三军团夺魁;再取遵守城，一军团告捷。林聂欲建新功，唯有毛泽东一人反对。“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聂荣臻是最早称林彪为“魏延”的人。为了反对部队走弓背，林彪胆大包天，竟然上书中央，要求毛泽东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负责前敌指挥。
会理会议追究换帅风波。“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林彪的信是彭德怀同志鼓动起来的!”毛泽东把林彪的错误记到了彭德怀的身上。彭德怀采取不抗辩、不申明的态度，背了二十多年的黑锅。
飞夺泸定桥决定红军的命运。夺桥的勇士得到的最高奖励是一套列宁服、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不是林彪抠门，而是他只能拿出这么多东西。
林彪在毛泽东面前是一个娃娃。毛泽东重新回到领导位置时，对林彪在长征途中的过失都宽容地原谅了。
南国春早。二月的贵州，一望无际的群山披青挂绿。爆芽的柳枝，葱茏的小草，团团簇簇的野花，令人心旷神怡。遵义会议后，红军官兵的面貌焕然一新。尽管长途行军身体十分疲惫，但他们失而复得、期待已久的游击战略又回到他们身边。2月16日，军委发布《告红军战士书》，阐述了今后红军行军作战新的指导思想。《告红军战士书》中写道：
为了有把握的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找有利的时机与地点。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把握的战斗。我们必须走大路，也必须准备走小路，我们必须准备走直路，也必须准备走弯路。
熟悉的思想，熟悉的战术，熟悉的语言。《告红军战士书》准确无误告诉广大基层指战员一个信息：毛泽东又开始重掌军权，中央换了舵把子。
毛泽东披挂上阵决心打几个胜仗以振奋军心，但是土城之仗，红军遭敌夹击，伤亡惨重。这时舆论对新的中央领导核心十分不利。战士中有骂娘的，有些营团干部也跟着骂。有些了解一点情况的人也说，中央不是在遵义城开了会吗?还是打败仗。这些论调，自然而然地通过各种渠道输送到红军最高统帅部。“军事三人团”中，周恩来、王稼祥忧心忡忡，毛泽东不以为然，“土城之役，问题出在情报不准。起初以为只有川军两旅四团，接敌才知数倍于前。这是个意外。大家有意见很自然，有意见怎么办?再打一个胜仗不就平息了吗?”说罢，他一挥手，仿佛把这些烦恼和不快轻烟般地抛至脑后。
2月26日，红军在国民党铁桶合围下绕了一圈，来到云贵高原著名的天险娄山关脚下。这里群峰环立，直削如剑，沟壑纵横，狰狞可怖，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驻扎着贵州军阀王家烈的数师人马，横亘在国民党包围圈中央，成为红军回师黔北、再占遵义的障碍。中央军委集中兵力，由彭德怀指挥，猛攻娄山关，击溃敌军两个师二十八个团，扭转了长征以来红军尽打败仗的局面。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率各军团军政首长登上关口，这时，天边晚霞正红，火红的亮光透过云朵照射到巍峨的群峰之上，如同威武壮士披上了金色的霞衣，格外壮观。
“好一座铁关啊，终于被我们敲开了。”周恩来兴奋地说。
“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这样的雄关隘口，你们能攻下来，不容易!不容易!”朱德顾盼着四周险峻的峰峦严肃地说。
山风呼啸，吹得毛泽东蓬松齐耳的长发纷纷扬扬。他心情凝重，百感交集，吟成《忆秦娥》新词一首：
西风烈，
长空雁叫霜晨月。
霜晨月，
马蹄声碎，
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越。
从头越，
苍山如海，
残阳如血。
“主席，下一步行动方向如何确定?”总参谋长刘伯承打断了毛泽东的诗兴。
“追击，乘胜追击，再占遵义。”毛泽东不假思索地吩咐道，“这次老三有功，也很辛苦，攻击遵义的任务交给老大。”
《长征风云》读书笔记范文二
临时中央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的时候，变得惊慌失措，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
他们对于战略转移这样的大事，既不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也不对广大指战员进行政治思想动员工作。在实行战略转移时，带上许多笨重的坛坛罐罐：什么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器材物资，形成一个很庞大、累赘的队伍;使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计划，准备转移到湘西同红二、六军团回合。队伍基本上沿着红六军团走过的行军路线，即沿赣、粤、湘、桂边境一直向西行动。国民党当局察觉后，在赣南、湘粤边、湘东南、湘桂边构筑四道封锁线安排重兵进行阻截和尾追。但是，各路敌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对防堵追击红军的态度并不一样。在红军转移前夕，10月初，红军曾同广东陈济棠部队达成五项协议。红军突破敌军第一道封锁线进入广东境内时，陈济棠基本上没有堵截，红军比较顺利地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在红军突破第三道封锁线，挺进到湘江地域时，蒋介石已调集几十万大军，分三路围追堵截，企图消灭红军于湘江之侧。面对敌人重兵逼近，博古等人一筹莫展，只是命令部队硬攻硬打。在广西全县以南湘江东岸激战达一星期，虽然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人员折损过半。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由出发时的8万6千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
国民党已判断，红军将沿湘桂边境北上湘西同红二、六军团回合。于是在城步、新宁、通道、绥宁、靖县、武岗、芷江、黔阳、洪江地区构筑四道碉堡线，集结重兵，企图把中央红军一网打尽。博古李德无视敌情，仍然坚持按照原定计划前进。这使红军又处在非常危急时刻。如果不改变原定前进方向，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而此时李德一面唉声叹气，一面却诿过于人。他先拿红22师师长周子昆开刀。这个师在湘江边阻击时被打垮了，只有负伤的周子昆等十多人突围出来。李德粗暴地指责周临阵脱逃，并要把周送交军事法庭处置。警卫班战士不肯动手，博古在场默不做声。毛泽东便直接出来干预，说：“周子昆交给我处理。”他同周谈了话，鼓励他好好干，继续带兵打仗。李德知道后，气得暴跳如雷，攻击毛泽东“收容败将，笼络人心”。
——通道会议。黎平会议。
过湘江遭到惨重损失后，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毛泽东在行军途中，又和同行的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错误认为红军已经不能按原计划行动去同红二、六军团回合了。张闻天在延安整风时写道：
“长征出发后，我同毛泽东王稼祥二同志住一起。毛泽东同志开始对我们解释反五次‘围剿’中中央过去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我很快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并且在政治局内开始了反对李德博古的斗争，一直到遵义会议。”
在这革命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北上同红二六军团回合的原定计划，立即转向西到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去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是一个大胆而又妥当的方针。此时，博古李德因湘江失败而垂头丧气，红军的指挥任务已转移到周恩来肩上。周恩来赞同毛泽东的主张。
12月1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城(今县溪镇)恭城书院举行临时紧急会议。参加人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等。会议由周恩来召集，讨论战略行动方针问题。李德博古不顾已经变化了的客观情况，仍坚持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回合的计划。毛泽东不同意李德的意见，说明红军主力现时北上，将会陷入敌军重围，后果不堪设想。他又根据破译敌台的电报材料指出：国民党军队正以五六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四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请君入瓮”!因此他建议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西进。王稼祥、张闻天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周恩来等也赞同这个主张。博古不再固执己见，李德因为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提早退出会场。会议通过了西进贵州的主张。
红军主力西进，12月15日攻占贵州黎平，因李德仍主张北上，故北上还是西进争论并没有结束。18日，毛泽东出席由周恩来主持召集的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继续讨论红军战略行动方向问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毛泽东建议继续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主张，得到会上多数同志的赞同，会议通过《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议》。
黎平会议的决定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中央红军赢得了主动，挥戈西指，不仅完全打乱了国民党军队的原有部署，而且连战连捷，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连克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瓮安等县城，12月底占领乌江南岸的猴场。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日召开政治局猴场会议，作出决定：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议还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以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这个决定改变了军事工作由博古李德包办的状况。当然争论并没有结束。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国民党的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于1月7日占领黔北重镇遵义。
关于这一路争论情况，正如周恩来所说：“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到达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的中间，毛主席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毛泽东传》1893-1949 P340)
此时，王稼祥向毛泽东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泽东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是黔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中央红军突破乌江后，1月7日解放了遵义。毛泽东同周恩来朱德等于9日下午进入遵义。
《长征风云》读书笔记范文三
小说《长征风云》以共产国际所派信使迂回进入苏区为艺术引线，描绘了长征前夕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国民党反动政府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向中央苏区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为错误路线所控制的中央苏区却是一派肃杀凋零，军事上接连失利，“肃反”造成的内伤有增无已，在反革命武装的强大压力下，红军终于被迫撤离苏区。小说有可读性情节和较为细致的人物刻画，尤其对于造成了损兵失土恶果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揭露与鞭笞深切而沉重。《长征风云》展现了长征前夕那一段危机四伏、内外交困的历史生活景象，侧重探究红军被迫远征的深层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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