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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心目中，郭永怀绝对属于值得钦佩，值得景仰，值得永远怀念的那种人。小编收集了永远怀念郭永怀征文，欢迎阅读。
第一篇：永远怀念郭永怀
我同郭永怀先生和李佩先生相识是在1953年，地点是加州理工学院，当时郭先生利用学术休假到加州理工学院和钱学森先生进行合作研究。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他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彬彬学者，属于我的老师辈。在此期间我和郭先生的接触很少。两位先生的合作显然很有成效，因为不久钱先生就发表了以庞加莱、莱特希尔、郭永怀命名的著名论文PLK方法。
中科院力学所成立，钱先生急切地盼着郭先生回来和他一起工作而且告诉我们郭先生将很快回来了。果然，1956年10月郭先生全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回到北京。火车抵京那一天由于某种原因钱先生未能到车站亲自迎接。因为我能认出郭先生一家人，所以就派我去了。接到后郭先生夫妇和女儿郭芹住进了北京饭店。
郭永怀先生的到来明显加强了中科院力学所的领导力量，分担了钱所长的许多工作，明显加速了中科院力学所的建设。钱郭二位先生相互了解很深，有深刻的友谊，各方面都十分默契。他俩研究问题，心领神会，很快便能得出统一意见，郭对钱也十分尊重。这是办好中科院力学所的绝好条件。事实证明也确实是这样。
初到中科院力学所，郭先生的名义是学术秘书，不久改任副所长。郭先生很快便把帮助钱先生整顿所的秩序，订立规章制度。例如，郭先生把所图书馆每月增订外文期刊的工作统一抓了起来，改变了过去随便有哪位高研同意便订的混乱做法，避免了许多重复和浪费。郭先生直接抓图书馆的工作，不久中科院力学所图书馆便成为全院最好的图书馆之一。又如1957年全国第一届力学大会之后，决定创办力学学报，郭先生承担了繁重的主编任务，使力学学报一开始就有个高起点，他调来在所工作的北大数学力学系研究生毕业的董务民担任责任编辑，为力学学报的征稿、审稿、定稿确立了一整套规则。郭先生的领导下力学学报越办越好，成为我国最好的学术期刊之一，在读者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至今在经过五十多年风风雨雨之后，郭先生对力学学报的影响尤在。
郭先生在国外主要是从事理论工作和解析工作，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他选定的课题都是国际上的难题。他不畏艰险硬是坚持用解析方法把它们做到底，得出重要的结论。这些工作使他在国外学术界有很高的声誉。为此人们往往把他看作一位单纯的理论家。使我感到意外的是，他也很重视新技术和实验工作，而且为新成立的中科院力学所带来了新技术和实验手段。这至少包括当时世界上出现不久的激波管技术和等离子体动力学。后来我了解到，原来在郭先生准备回国之前，他曾经专门考察过他认为为我国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新技术和新领域。
严格说钱先生和郭先生都是以应用数学为主要工具的理论家。这里说的理论家是那些其本人主要从事理论研究工作，但同时对于其所进行的理论研究的实际背景有深刻的了解，对理论研究的现实和可能的应用有明确的认识，对理论研究还需要那些实验研究的相互配合有充分的认识。因此两位先生有过人的宽广视野和长远战略思考。一次郭先生当面问我，领导一个研究所的人应当是有理论见解的(好的以实验为主的科学家同样可有很高的理论见解)，还是什么别的人。我的回答是前者。当时他感到满意。我想这是因为如果科学研究缺少高一层次的理论指导、理论研究或实验研究便会失去方向，落到跟着别人走的地步，难以有所创新。
第二篇：永远怀念郭永怀
1961年秋我于四川大学物理系毕业，旋即被分配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任教。报到后被告知，化学物理系的系主任是著名科学家郭永怀。我将担任一门叫做物理力学课程的辅导工作，该课程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讲授。对于我这样一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来说，能够在如此有造诣有名望的人领导的系里工作，并给一位驰名中外的科学家当助教，那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真是太幸运了。
不知什么原因，我们化学物理的同事似乎极少，甚至从没有使用过郭主任、郭永怀主任的称呼，也未使用过钱教授、钱学森教授的称呼，而是沿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同事们的习惯，称他们为郭所长和钱所长。这是否因“全院办校，所系结合”而衍生出的一种文化现象?不得而知。
记得大约在1962年，一次我去力学所钱所长办公室汇报学生学习情况，其中说到五八级同学对物理力学课都很重视，但前段时间由于课程多，时间紧，复习时间较少，目前此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停掉了一门同时开设的流体力学课。说到这里，钱所长站了起来，面有愠色：“流体力学给停了?谁干的!”“我定的。”一个柔和的声音。说话的是一位和颜悦色的绅士——我们的系主任郭所长。他因正从门前经过，听钱所长这么一问，便进来解释：“因为五八级学生反映课程负担太重，所以我把流体力学暂时停掉。如果需要，以后我们再给补上，你看行不?”……“唔。”钱所长便没再说什么。这是我同郭所长的第一次“零距离接触”。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温文尔雅，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此后的接触中，印象依旧。
文革以前的那些岁月，力学所物理力学研究室每周六下午都有学术活动，我也有幸参加。钱所长对此十分重视，每场必到。记得有一次讨论到波动力学中的WKB近似，钱所长意味深长且不无自豪地告诉我们说：WKB近似适用于普朗克常数趋于零的情形。WKB代表三个人，是他们发展了这一方法，故有此命名。另有一种方法正好适用於与此相反的情形，也是以三个人的三个字母来命名，其中最后一个字母是K——那就是郭永怀。钱所长讲的这些话和他讲话时的神态，让我这个年轻晚辈再一次着实感受到了郭永怀这个名字的份量。
1963年，钱所长以中国科技大学化学物理系教授的名义招收一名物理力学专业研究生。我有幸被选中。借此机缘，认识了郭所长的贤夫人李佩老师。当时她给校本部首批研究生上英语课，我是她的学生之一，李佩老师的敬业精神，语言水准，教学风范没得说，都是一流的。她那翩翩风度，得体衣着，由衷的言谈和优雅的举止，更具有一种征服力量，让人在教室里不仅增益知识，提升能力，同时也接受着美的熏陶。有道是命运弄人。这样一位可亲可敬的女士，偏偏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时代被诬陷为“美国特务”。对此我觉得很荒唐，很残忍，很可笑，很无耻但并不惊讶。因为当时我已经有了一种感悟：在我们这个社会，但凡大家都喜欢一个人，那么那个人离倒霉就不远了。试想，当时众多大人物都难逃的厄运，一个弱女子何以幸免!事实表明，李佩不是什么美国特务，她是一个好人，一个大好人，一个一生都热心于教育事业，热心于服务社会的人。我想，最了解李佩老师的莫过于我们敬爱的郭永怀所长。他当然知道自己的妻子不是特务。然而正是当明知自己的伴侣遭受诬陷和迫害的情况下，郭所长却仍然频繁地往来于基地和北京之间，为我国国防建设呕心沥血，奋力拼搏。这需要多么高尚的精神，多么坚强的毅力，又要忍受多么巨大的痛苦和煎熬。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郭永怀所长在一次空难中与世长辞。究竟是不幸，还是得到了解脱?
若干年后，我从李佩老师那里听到了一些关于郭所长的故事。例如在政治活动特别多的五六十年代，一次郭所长被组织上安排到天安门去发言。在一般人看来，这是一项多么难得而光荣的任务，可郭所长却不这么认为，他对夫人说：“这种活动让我这样的人去讲话，没有必要吧。”夫人说：“不去怕是不好吧。”经过李佩老师的开导，这才去参加了。发言稿还是由李佩老师给代劳起草的。由此可见，郭所长在自己从事的科学技术领域中堪称精通、多才。然而在政治领域，特别是阶级斗争这个行当却是相当陌生的门外汉。我想他至死也难以领会“与人奋斗”的那种乐趣，更别说“其乐无穷”了。
多年来在我国科学技术界似乎形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大家对于那些善长与人奋斗的同行总有所保留，有一种敬而远之的心态，反之，对于那些在科学技术工作中勤勤恳恳，刻苦钻研，孜孜以求者则充满好感，对于其中有成就者更是钦佩景仰之至。不用说，在大家心目中，郭永怀绝对属于值得钦佩，值得景仰，值得永远怀念的那种人。
第三篇：永远怀念郭永怀
郭永怀是国际著名的力学家，应用数学家，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中国科学界的杰出代表。2005年12月5日是郭永怀牺牲37周年，力学所的职工和研究生像往年一样聚集在他的塑像前，一起缅怀他的功绩和思想。
人们怀念他在空气动力学和应用数学领域中杰出的学术成就：1941～1946年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期间，他在跨声速流动方面的研究成果，回答了机翼绕流在什么时候会出现激波及其对气动性能的影响，为突破声障奠定了理论基础，而逾越声速的飞行是人类航空史上重要的里程碑。1946～1955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期间，将坐标变形法和边界层理论结合起来，解决了粘性流动头部奇异性问题，被命名为庞加勒-赖特希尔-郭永怀(plk)方法。鉴于这两项成果在科学上和应用上的重大意义，郭永怀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尊敬。
人们怀念他对我国国防科学技术事业的重大贡献：他是两弹一星元勋中对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都做出过贡献的科学家。1960年起，他担任二机部九院副院长，负责工程的总体设计。在他的领导下，通过爆轰理论分析和物理试验，确定了最佳的引爆方式;他实现了核航弹的轻型结构设计;他重视环境试验设备研制，确保了武器的可靠性;总之，他为我国原子弹、氢弹的武器化，呕心沥血，直至牺牲生命。在导弹方面，他是超小型地空导弹技术负责人，并为它取代号：541。在怀柔基地，科研人员半年内研制出高比冲推进剂、耐烧蚀喷管和发动机内壁涂层、发射装置，并成功地进行了飞行试验。他还制定规划，研究空气离解、气动加热、弹头烧蚀等再入物理现象。郭永怀在人造卫星和回收技术方面也做了一系列前期的开拓性工作。在星际航行座谈会上，郭永怀曾就运载工具、发动机推进剂、入轨姿态控制、东西方火箭技术对比等问题进行分析。后来，又在《宇宙飞船的回地问题》的报告中，重点讨论飞船在返地过程中，怎样才能安全再入大气层顺利回收。他对飞船再入段阻力减速、气动加热、轨道设计和烧蚀防热等进行理论计算，符合当时掌握的实际资料。他还认为未来的飞船可以设计成有翼的形式，以降低飞船回地时的超重力，并部分解决月球飞船的回收问题。196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人造卫星设计院，郭永怀是技术负责人，领导本体设计，并负责提出卫星回收方案。这些成果后来转交给第七机械工业部和空间技术研究院，他们还对后续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
人们怀念他高瞻远瞩，为发展我国近代力学事业奠定基础。在高超声速流动领域，他把马赫数大于5时，分子振动、离解和化学反应对流场有重大影响的流动称为超高声速流，并认为必须着重研究这种流动。20世纪60年代，他在北京高超声速讨论班上提出了关于小钝头体高超声速绕流具有如：熵层、二次激波，压力过度膨胀和回升现象的精辟见解。他在力学所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暂冲式高超声速试验设备：激波管和激波风洞，支持用电弧风洞开展烧蚀防热试验。郭永怀在力学所亲自筹划建立了电磁流体力学研究室。他指出：“第一，人类将来势必要从受控核聚变反应中取得大量能源，而研究高温等离子体、磁流体理论乃是研究受控热核反应的基础;第二，航天器再入返回大气层时，也会碰到气体电离、磁流体力学问题;第三，可以通过磁流体发电方式，直接获取能源。”郭永怀倡导了爆炸力学的研究，他打开中国地图，对从事这项工作的年轻同志解释说：“你们看，我国的高原和丘陵地带占有多大的比例!要建设就要用炸药，如果我们能使炸药的爆炸效力提高百分之几，就能为国家节省多少人力物力啊。”他时刻挂记着长江三峡水电站、成昆铁路以及大型国防工程的建设。郭永怀还为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的筹备和前期建设付出了心血，同钱学森一起，为该院规划了宏伟的蓝图。因此，钱学森、郭永怀回国以后，我国的力学研究状况大为改观，不仅有了现代化的试验设备和基地，并为航空、航天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人们怀念他爱国的情怀，高尚的情操。郭永怀出生在清末，经历过“九一八”和“七七”卢沟桥事变，亲眼目睹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恣意横行。因此，立志改学航空工程。他在国外16年，从多伦多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取得学位，直至被康奈尔大学聘为正教授。1956年，回国的时机成熟，他一刻也没有忘记报效祖国，毅然放弃优厚的物质待遇，登上归国的航船。他说：“我自认为，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自己的祖国，建设美好的山河。”他无私无畏、坚持真理，在反右派和“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敢于站出来为受冲击的同志讲公道话，制止一切不利于我国科学事业发展的行为和做法。1968年。郭永怀参加试验后，从西部基地返回北京时因飞机失事牺牲，享年59岁。人们发现在他和警卫员的身躯间，竟然是一份完好无损的重要绝密文件。所以，钱学森先生在纪念他牺牲20周年的纪念会上深情地说：“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崇高精神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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