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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中国悠久的阅读历史，形成了丰厚的读书传统，这种传统的积淀与承继，对后世读书人有着重要的影响，小编收集阅读与经典同行作文，欢迎阅读。
第一篇：阅读与经典同行
中国悠久的阅读历史，形成了丰厚的读书传统，这种传统的积淀与承继，对后世读书人有着重要的影响，读书人在心理上和阅读的价值取向上无不受其支配。中国阅读传统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阅读的思想与方法，然而阅读的目的与动力还有着强烈的现实需求，这种需求深刻而广泛地影响着读书人的阅读价值观。
首先，是“学而优则仕”。从孔夫子提倡读书做官，到《大学》中阐发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隋代初年创科举制度，到宋代流传的“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车马多如簇”等，一个很鲜明的目的：读书以致富贵。这一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其次是勤学苦读。在中国阅读史上，勤学苦读的感人事例层出不穷，如“悬梁刺股”、“凿壁偷光”、“囊萤映雪”、“韦编三绝”等等，这些故事曾激励过数千年来读书人发愤攻读，积极进取，其影响至今犹存。
第三，对文本的尊重。过去的读书人，往往都是藏书人或抄书人。印刷术在我国发明得很早，但印本书籍的流传仍不是很普及。宋代的雕版印刷术虽然已经流行，但印出的图书品种一般不是很多，或仅限于一些经史名著。在11世纪初期，《史记》、《汉书》等，一般读书人还要靠手抄。古代中国读书人的抄书，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过去的学者认为，好书当抄，抄书有益，抄书也是一种读书与学习的方法。书既不易得，读书人对书的敬重与珍视是可想而知的。清代藏书家孙从添在所著《藏书记要》中的一段记叙，颇能反映读书人的一般心态。他说：
且与二三知己，与能识古本今本之书籍者，并能道其源流者，能辨原板翻板之不同者，知某书之久不刷印、某书之止有抄本者，或偕之间访于坊家，密求于冷铺，于无心中得一最难得之书籍，不惜典衣，不顾重价，必欲得而后止。其既得之也，胜于拱璧。即觅善工装订，置之案头，手烧妙香，口吃苦茶，然后开卷读之，岂非人世间一大韵事乎?
书不仅因贵重而加珍视，同时，书也是读书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明代一学者曾说：可无衣、可无食，不可以无书。衣食本是不可无的，这里只是想表明书的重要。读书人常常嗜书如命，并从中获得乐趣。在读书人尊重文本的基础上所构建的私人阅读空间，书房的内外环境、买书、藏书、借书、抄书、读书，某些读书人的如痴如疯，正是中国阅读史中最具特色和感人的篇章。
书籍是读书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书籍中，经典又具有其重要而特殊的地位。在读书人心目中，经典具有力量，经典或阅读经典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唐代魏征在《隋书经籍志序》中，对经典的力量与象征意义作了极为精彩的概括，他认为：经籍是圣贤智慧的结晶，可以用来领悟宇宙的奥妙，探究天地、阴阳的消息，端正世间的纲纪，弘扬人类的道德。经籍显则可救济世人，经籍藏则可独善其身。读经籍可令人进步，否则就会落后。成大业者能推祟经籍，则将有令人敬重的光明德性;普通人能以经籍为念，则将为世人所重。统治者若要树立政声、显扬德威、敦励教化、移风易俗，哪有不从经籍而来呢?
首先，经籍是知识的宝库，古今中外的读书人，在这方面都持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苏轼在《李氏山房藏书记》中说：经籍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弊的，人的天分不同，贤或不肖，读书都会各有所获。英国哲学家波普尔曾说：假使我们所有机器和工具，连同我们所有的主观知识都被毁坏了，然而，只要图书馆和我们从中学习的能力依然存在，我们的世界就会重新前进的。经籍贮存知识，并为人们的创造提供基础。
其次，在中国科举时代，经书，特别是四书五经，再加上朱熹的注解，一直成为科举的最重要的教科书，成为读书人踏入官场的阶梯。千余年间，读书人无不深受其影响。
第三，经籍有助于甚或影响着国家的治理。我们现在是否能同意这一看法并不重要，至少我国古代学人是这样看的。司马迁在谈到《春秋》时说，《春秋》明辨人事经纪，判别嫌疑、是非、善恶，以宣扬王道，是一部政治、百官之大法，人伦、礼义之大宗，有国者、为人臣者，都不可不知《春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著书立说和史学研究，而是极具政治目的的。他在给皇帝的《进资治通鉴表》中称：该书“专取关国家盛衰，系民生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又说，通过此书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资治通鉴》成为治理国家的一面镜子，颇受当朝皇帝的赏识，对后世皇帝及大小官员也有很大影响。即便在20世纪，有些人认为该书也是公务员必读的。
第四，经籍有益于国家的治理、信仰的确立和教化的形成。
第五，经籍或读书具有象征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它体现了一个人的地位、权利或特征。读书会使一个人更有教养，即使不会，它也使一个人看起来有教养。我们在电视上常常看到，一些被采访的人物常常坐在大书架的前面，这不正说明书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吗?哪怕这些被采访者根本不读书，或根本没时间读书。当然，从阅读史的角度看，我们更希望书不是象征物，而应该是读物。
第二篇：阅读与经典同行
不少读书人都认为：图书典籍浩如烟海，在阅读时会遇到图书的选择与鉴别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人们往往通过书目，来了解图书典籍的状况，明晓读书的门径。书目，特别是那些指导阅读性的推荐书目，在我们购书、藏书和读书时可提供重要帮助。
然而，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推荐书目的推荐性往往并不十分公允、准确与客观。
首先是时间方面的因素。读书是时代需求的一种反映，不同时代的读者对读物的选择是不同的。120年前，张之洞编的《书目答问》面世，很受当时学子的欢迎，10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一般读者，不会再依据《书目答问》去读书了。而在1924年，章太炎开列的《中学国文书目》，今天也不适合中学生了。书目中开列的《二程遗书》、《十驾斋养新录》、《申鉴》等书，恐怕学文科的大学生也没有读过。因而，一部好的推荐书目，要能满足时代读者的需要。
其次，推荐书目受推荐者的知识与兴趣的影响。1923年，清华一批要出国留学的学生，为了短期得到国学常识，请胡适拟定了一个有关国学的书目。胡适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选书较多，偏重哲学史、文学史方面，史部书一概摒绝，有如《资治通鉴》这样的书亦未入选，当时梁启超就认为胡适这个书目“文不对题”。30年后的1953年，北京图书馆开列了一个《中国古代重要著作选目》，选书20种。这个书目是经过郭沫若、俞平伯、何其芳等人审订过的。既然称为“古代重要著作”，那么如《周易》、《论语》等哲学、思想方面的著作一本未选，这是很令人困惑不解的。
再次，推荐书目的推荐者受偏见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1945年，英国作家奚普选出十本“震撼世界的书”，这里没有中国人的书。1985年，美国《生活》杂志在数以百万计的读者中，开展评选《人类有史以来的二十本最佳书》，这里也没有中国人的书。美国图书馆学家唐斯曾写过一本《改变世界的书》，书中选择了从文艺复兴到20世纪中叶出版的16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书籍，其后他又写了一本《自1492年以来塑造现代文明的111种杰出名著提要》。这两本书都没有收录中国人的著作。在后一本书的《导言》里，作者虽然承认东方的经典，“其中有许多书同样对西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这些书还是被“略去了”。另一位美国专栏作家费迪曼曾出版《一生的读书计划》，向18岁到80岁的读书人推荐了100部名著，这100部名著也都是欧美人的著作。中国典籍被上述推荐者所忽略，这确实是“世界观的限制所致”。也就是说，这些推荐者是深受“欧美中心论”的影响的。
也许，任何一部推荐书目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推荐者的主观性和偶然性。然而，对于读者来说，准确、客观地去了解、选择、阅读真正的世界名著，往往是十分必要的。
有鉴于此，我们收集了80种中外推荐书目(中国的推荐书目54种，外国的推荐书目26种)，运用了计量的方法，对这80种书目所推荐的书进行统计，以各书被推荐次数的多少为序，列出目录。这份书目不带有我们的主观性和偶然性。因而，它在推荐名著方面，应该说更加公允、准确与客观。我想，在这份书目上，推荐次数最多的书，可称之为经典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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