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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家是小姓，也是显姓。说一个家族可以传承十代以上的是家风，德行次之，诗书再次之，财富不过三代。从这个意义上说，久远祖宗的遗风或有传承，但毕竟太久远了。
父亲的爷爷以贩盐贩糖为生，在土匪猖獗的年月里，从东川贩糖回程的路上被土匪害了。祖爷爷从此留在被害的会泽大山里，家乡坟堂里埋的只是他的衣冠。被害那年祖爷爷四十一岁，丢下年幼的三个孩子撒手人寰。
父亲的父亲是个宰猪匠，匠字里排行最小的手艺人，这手艺也就年关时有生意，其它时候还是种地人。
爷爷一共有四个孩子，父亲是家里最小的一个，也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那时一直读到中专的农村娃娃不多，直接从初中起点考上中专的娃娃更少。父亲就读的昆明冶金工业学校，是当时取分相对高一些的。父亲在这里读了一年半，这一年半学校隶属国家冶金部，不收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这可能也是父亲当初报考这所学校最主要的原因。后来学校体制改革划归地方办学，一年7元的学费，一个月5元的生活费。
还差一年半就毕业的父亲被迫辍学。知道父亲因为7元学费5元生活费辍学的那年，我念初二。县里有关部门派人来对父亲进行外调，后因没有毕业证而没有调成。我替父亲抱屈，一遍遍问爷爷奶奶，眼看就毕业，眼看就可以挣钱养家了，你们为什么不坚持坚持让我爹读完？奶奶抹着眼泪，爷爷大口大口吸着旱烟，他们都没有说话。母亲从隔壁房间探出头，在过道门那儿对我说：“你以为7元5元是个小数目，那时候这点钱是可以要人命的。你大表叔就是因为每个月没有这点钱买药，四十不到就走了。”
我无法想象那个年代钱的价值，但这以后我没再问过爷爷奶奶，没再问过任何人。这其中万不得已的苦衷只有爷爷奶奶知道，万般无奈的苦楚只有父亲知道。
上高中那年，奶奶一边帮我收拾行李，一边一个劲地和我说，你一个女娃娃家都能上学，真是赶上好时候了。你爹回家务农那年才十七岁，身子单薄。听说空山洞敲石头能苦到双倍的工分，劝都劝不住就去了。才几天的功夫，细皮嫩肉的手上全是大泡，后来大泡慢慢磨成茧子，茧子成了老茧，不到半年你爹就和村里的强劳力拿一样的工分了。只是那老茧的印迹，到现在都还留在手上，奶奶说到这儿又开始掉眼泪。还好后来老天长眼啊！大队领导不知是看上你爹能吃苦，还是能识文断字，就把你爹要到大队上去做了文书。
那时的大队相当于现在的村，隶属当时的公社管辖，公社是现在的乡或者镇。父亲在大队一做就是三十几年，这三十几年父亲从文书做到支书，从这个大队的支书做到另一个大队的支书。他没有再离开这片土地，直到退休。
其实退不退休，对于他们这层干部来说，是没有具体时间界限的，你干好了多干几年，你干不好还有人弹劾你。农村工作本来就复杂，父亲任职期间正经历国家最严峻的计划生育和禁止林业砍伐，这是两项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也是要人命的硬性国策。所以那个年代像父亲一样的大队干部不容易，很多没干几年就出事了，甚至还背着一辈子的骂名。
父亲挣钱不多，但活干得多，得罪人的事自然也多。很多事还常常累及家人，母亲为这事时有抱屈。面对母亲的抱怨，父亲总是看着远方慢慢悠悠地说，让他们骂两句，骂不掉一块的。关乎人家切身利益的大事，给人家有个回合的时间，他们慢慢会转过弯来的。
父亲说完母亲也会慢慢悠悠回一句：有一天人家会把你家的房都拆了，你这是何苦呢！
房倒是没被人拆，但这苦落在了我的头上。记得大二那年我放寒假回来。父亲逼着我去拜见干爹干妈，我都二十几岁的人了，认什么干爹干妈，况且我是有干爹干妈的。那是在我四个月大的时候，不吃不喝昼夜啼哭。按奶奶的话说，天被我哭塌了，心被我搅碎了，加上先天不足，奶水不够，医学神学也试了，眼看就要养不活。奶奶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背着我去一个叫紧风口的少数民族山上拜了干爹干妈。
说来也怪，赐名之后，在人家养了一段时间，我奇迹般活了下来。为此，奶奶从小就跟我念叨，你这条命是李姓人家给的，你要记得，我一直把奶妈说的话记在心里，到现在我们家里人还一直叫着这个李姓小名。这才是赐我名字佑我长大的干爹干妈，我怎么可能再去拜另外的干爹干妈呢！
我犟着不去。直到父亲说出了苦衷，邻村那个有着三个儿子的妈妈，一定要将腹中五个月大的孩子生下来，她认定那就是个闺女。父亲带着工作组登门做思想工作，每次都从国家政策说到天下道理，那个妈妈寻死觅活就是要生。三个儿子还要再生，从计划生育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这也是两条人命啊！就在父亲他们黔驴技穷之时，这个妈妈提出同意去做手术的前提是我给她家做干闺女，我听完父亲的复述哭笑不得。
我问父亲万一以后工作组再遇到像这样以死相逼认闺女的人家，你怎么办？你才一个闺女啊！要是人家再提出其它苛刻条件，你是不是就把我嫁了卖了？父亲看着我一下就笑了，他说自古就有和亲之说，一个国家为了边关稳定尚且可以牺牲公主，你仅仅去给人家当个干闺女，要顾全大局嘛。
我知道这个妈妈是在给自己找台阶下，她心里一定也清楚这手术必定要做，在当时那样的背景下。可能父亲也清楚，但他还是应承了人家。这大局后来我还是顾了，我就像父亲给人家送去的红糖和营养品，算是对那个妈妈的安慰吧。再后来，计划生育的意识渐渐强了，我幸免没被“和亲”。其实那时更多的家庭要的是男孩，我并没有那么重要。和认闺女的这个妈妈，也算是缘分碰上了，我的生命中因此又多了几个亲人。
父亲也有一筹莫展的时候。这时他一支烟接一支烟点燃、掐灭，掐灭、点燃。枯坐半晌吐出一句话：“难啊！”每当父亲吐出这两个字，我们都明白他和乡民们是真正遇到难处了。要么是上级命令快办，而下级又严重抵触的棘手之事；要么是碰到灾荒之年收成不好。前面的难处在于父亲一边要体谅乡民的思想觉悟和个体实际情况，另一边必须在上级那儿交得了差。这就需要父亲拿出庖丁解牛的经验和水平来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后面的难是因为当时的国情，国家综合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经济困顿，物资匮乏，受灾的又不止一方。父亲只有一边带着乡民想办法找路子，一边向上面申请有限的救济粮。但最终绝大部分还得自己解决。
我现在能想起来，就是每到灾荒之年，父亲派有能力的乡民用一部分洋芋种去邻省换大米，回来掺野菜当饭吃，来年再把剩余的洋芋种破成两半耕种。另外就是挖野菜掺包谷饭度日，那时的日子真的难度啊。为了奖励多挖野菜，大队实行评标兵制度，谁野菜挖得多，父亲就在广播里表扬谁是标兵。所以大人们总对自己家偷懒的娃娃说：“你看人家大关宝，昨天野菜挖得多，你二爹都在大喇叭里表扬他了。”
我记得那时我挖得最多的是柳生洋芋，柳生洋芋就是头年收洋芋时不注意落在地里第二年再长出来的洋芋。洋芋就是洋芋，柳生洋芋和真的洋芋一样好吃，甚至更好吃，挖到洋芋就等于捡到了宝。首先洋芋不用掺野菜吃，另外洋芋抗饿，这是眼尖手急的小兰香告诉我的秘密，她让我别告诉别人。结果每次都有人先我们一步去挖，那时的人真的很聪明，尤其饿肚子的时候。后来个个都知道了这个秘密，就是大广播不表扬，大家都要先挖了柳生洋芋再去挖野菜，我也是。
父亲在家排行老二，他还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在农村，儿子和女儿是分开来排序的。那时上面来的领导叫父亲“宁同志”，外村人叫父亲宁支书，而村里人都叫父亲“小伯”或者“二爹”“二叔”。“小伯”是父亲名字中的一个单字。你别看这称谓，里面藏着很深的亲疏关系，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尤其当你有了一点头衔之后，或敬畏或生分，大家就开始叫你的官衔，似乎从此你家的门槛就比之前高了一篾片。而父亲与他的乡民一直形同鱼水。叫什么或者不叫什么，识文断字的父亲或当小吏的父亲，都是“小伯”，都是“二爹”，从来没有变过。
现在我能想起父亲当年的样子，白衬衫外面配上西服，端端正正坐在大队部或者家里放旧书的阁楼上。面前是一台四四方方的机器，一根黑色的线头连接着黑桃树上的大喇叭，父亲的声音就是从那个喇叭里传出去的，多远都能听见。从小到大，包括现在，只要不在田间地头劳作，父亲几乎都穿着白衬衫配西服。不管衬衫和西服的质地好坏，总是干净整齐的。我想，这是父亲作为读书人回到土地上唯一保有的斯文和绅士吧。
父亲通常会在传达政策之前放一首那时流行的歌，什么《北京的金山上》了，什么《我是公社小社员》了。所有的孩子一听到喇叭里的歌就会轻悄悄跑来我们家，蹑手蹑脚地趴在楼口，我也趴在楼口。我们同时发现父亲不带文件不拿稿子，就用方言土话传达文件，偶尔也会穿插几句文绉绉的书面语言。父亲有时讲十几分钟，有时一个小时，有时长达两个多小时。除了小敏功中途会在楼梯口睡着，我们其余的孩子都要听到父亲扯下线头关了机器才会离开。
在那个小人书溃乏的年代，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也就是这样的耳濡目染，三岁时我就能完整地背诵五十字大纲。从某种意义上说，父亲是我的第一个语文启蒙老师。大一些的时候会问父亲，你怎么记得住那么多的内容呢。父亲就会指着我的书包说，这和你背课文一样熟能生巧呀。
大人可没有我们小孩这样的待遇，他们都是在田埂地头，喂猪做针线时边听边干活，父亲也会选择农闲一些的时候给乡亲们宣传。多少年后我在琢磨，父亲在打政策擦边球时，他肯定得像我背课文一样，一遍一遍研究球所处的环境和方位，包括风向的偏差。然后再和组员一起协商怎么打，怎么打才能擦边而不违规。这真是个技术活，甚至是绝活。父亲常和班子成员说的一句话就是要把政策吃透，不能带着乡亲们走瞎路，也不能全听上面的，吃饭穿衣才是老百姓的大事。
我记得我们家先带头打擦边球。养猪、养鸡，养很多的鸡。在山沟地埂上种树，记得那时我们家种得最多的是倒插柳，父亲认为栽倒插柳成材快，收益高。我家还开了个小卖部，卖烟卖酒卖干粑粑。干粑粑八分钱一个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弟弟一次可以吃上一摞，但母亲看的紧。后来也有乡亲跟着种树养鸡，只是没我家种的树多，养的鸡多。就这样巴巴结结日子总算是过来了。
父亲曾经扮演过《红灯记》里的李玉和，这部话剧那时在各个地方都掀起过小小的高潮。父亲因此成了远近出名的帅哥，按现在流行的说法，父亲就是演男一号的男神。（鸠山：我要打垮你的意志。李玉和：“共产党人的意志是钢铁意志，你们是打不垮的。）这两句是剧里的经典台词，父亲一直记得，我们全家如雷贯耳。父亲确实帅，父亲帅的不仅是李玉和的形象，还有李玉和对革命和对同志的忠贞。在那个阶级斗争复杂的大背景下，不是左了就是右了，仅有忠贞还不行，得有智慧。
父亲用他的智慧和良心帮助过一些人，也保护过一些人。在知识分子上山下乡来大队部锻炼的那些年，在计划生育追着上环绝育的那些年，在乱砍滥伐判刑的那些年。父亲总是和一起工作的上下领导说，国家政策我们要执行，但也不能把人当牛马来使，当牛马来杀。
很多知青返城多少年后辗转又再找来我们家，感谢父亲当年对他们的接济和照顾。来还当年父亲给他们的粮票钱，折算成几倍的人民币。尤其那些下放的干部和流放的外乡人，父亲给予他们的，是一个家的房檐，亲人般的庇护。我记得，有人把书藏在我家米罐里，有人把手稿藏在我家供桌下，还有人把自己藏在我家阁楼上。父亲当年就是用这种“灯下黑”的方式保护了一些干部，一些知识分子。
如果当时有风险评估这一说，那父亲做的这些事情，或许丢掉乌纱帽，或许给我们一家带来灾祸。常在河边走的父亲，水深水浅，湿了鞋子的后果他不会不知道，但他还是那样做了。
父亲因为年龄、婚姻、文凭，曾三次错过走出这片土地的机会，但父亲帮助很多人走出了这片土地。城里单位来大队部招工，民办教师转公办，孩子就业、上学。其实父亲能帮的，也仅仅是个人鉴定和队部公章，也恰恰就是这两个环节，如果真要公事公办，那得卡着多少人走不出去。
父亲常说，农村人走出去不容易，尤其家庭成分高的那些孩子。而那些孩子，后来都成了国家的栋梁，这是父亲欣慰的地方。父亲说就算当时担点风险，成就人家一辈子的事业，值得。
像父亲这样的村干部属于在职不在编，工资很少。按母亲的话来说，父亲一年的工资还不如她养两头猪换来的钱多。父亲干了三十几年，退休时工资只有248元。所以父亲对于编制内的“铁饭碗”是比较看重的，每当我们有下海经商，另谋出路的念头，父亲都要和我们谈“铁饭碗”的重要。他觉得不管什么样的饭碗，只要不是铁的都没有保障。父亲常说的一句活，你端着公家的“铁饭碗”，病了公家医治，退休了公家养老。
之前我一直以为，父亲只是为就医养老的事一直让我们要端稳这“铁饭碗”。直到衣食无忧多少年父亲还在念叨“铁饭碗”，甚至说到第三代。父亲一再和我女儿说，你不管在公司挣多少钱，离开了就离开了，没人再管你。然后说到他那些端“铁饭碗”的同学，退休几十年了组织还在关心，还来慰问。
此时我才明白，这个曾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予那片土地的老共产党员，他说的“铁饭碗”不仅仅是就医养老，这其中还有被时代和组织忘记了的隐痛。
父亲退休之后去了昆明。那时在昆明搞建筑的四叔承包了民族学院招待所，父亲去帮四叔打理招待所生意。父亲在民族学院招待所任经理十年。十年，这里几乎成了乡里乡亲到省城吃饭住宿的基地。亲人、朋友、熟人、甚至路人，来了都把这儿当家。求职的、求学的、找出路的、吃住一条龙。乡音乡情曾一度在这儿织成一张温暖的网，在四叔和父亲的热诚里经纬着。
这个时段，父亲一直在为村里饮用水的资金问题东奔西跑，不停地找曾经的老领导，求助于相关部门。过程里的难言与辛酸父亲没说，但从民族学院招待所到水利厅公交车的司机几乎都认识父亲，这条路承载着父亲的希望，这条路见证着父亲的失望，直到项目批下来，项目下来时父亲亲自回乡，六十多岁的父亲每天带着村民往返于箐沟水渠排沟埋管，直到把水引到每家每户。母亲后来和我们说，你爹回到昆明时像个山贼，父亲却很欣慰，总算办成了他一直挂在心里十年的大事。这件事的促成，只有在家乡生活过的人们明白其间的幸福指数。家乡缺水，尤其每年春季，几乎没有饮用水。
母亲说父亲一辈子都在往自己头上揽破帽子。乡民的事，亲人儿女的事，几十杆子打不着的路人的事。至于父亲那三十几年具体为这方百姓做过多少事，帮过多少人，当时不谙世事的我不十分清楚。只是我们现在每次回家乡办事，举家再回到离开二十几年的家乡重新翻盖老屋，来自邻里乡亲的温暖和帮衬，让我看到了父亲当年为人做事的模样。
我想父亲一定是把他识得的字、做人的样，像庄稼一样撒在了这片土地里，让这片土地慢慢长出了如庄稼一样丰茂的福泽。福来福往，不管是父亲对于这片土地，还是乡邻对于父亲，这福泽一直藏在时间里。
父亲这辈子聊以自慰的事情很多，但没有做过一件与他学历能力相匹配的大事，父亲在成就别人时放弃过很多机会。比如雄业水泥厂的前身，是领导带着父亲到江浙一带所作的具体考察，父亲就在最后拍板那一刻放弃了。后来雄业水泥厂发展成雄业股份有限公司，雄业股份有限公司成为雄业国际大公司。我们问父亲后不后悔，父亲说回到当年给他再选择一次，他还是会放弃。父亲总说他不是做老板的料，这件事要由他撑头来做，难说最后辜负了领导还连累了家人。这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和母亲在包办和半包办中完婚，在风风雨雨争争吵吵中过日子。他们算是表兄妹中的远亲，外婆也姓宁。父母一共有三个孩子，其实应该是四个，另外一个是在计划生育头一年，也就是计划生育政策还没出台的时候就被他们舍去了，用一只大公鸡作为对医生的感谢。
母亲讲这件事给我听的时候没有一点舍不得，为此我很难过。那舍去的一定是我的妹妹，当然，三个月大小肯定还看不出是弟弟还是妹妹，母亲随后做了上环手术。我觉得家家都能养活那么多孩子，为什么独独我们家不能？父亲对我说，把他留下来你就读不成书了。这样说我就没话了，毕竟，我是要读书的。
我在父亲的孩子里排行老大，我下面还有两个弟弟。父亲这辈子唯一欣慰的就是如愿把他的三个孩子送进了大学，并且都有了“铁饭碗”。尽管他的三个孩子平常、平凡，但父亲很满意也很知足。
父亲对于他的三个孩子来说，不是严父更胜慈母。母亲常说，作恶的事都让我干了，你爹就是“和稀泥”的。父亲就是用这种和稀泥的方式，粘连着一家人钢性的性格，父亲也曾用这稀泥的柔软，把我们漏风的墙壁改成一道窗子，让我们尽可能地去看外面的世界。
每一个通向村外路上的孩子，都是父亲的远方。父亲劝说村里在外打工的孩子重新又回到学校，两年之后这个孩子考起了财校；父亲鼓励种地的孩子去考民办教师，后来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成为了我们当地小学的校长；有一次父亲把我的文章分享到他的朋友圈，我笑问父亲你发给谁看呀？因为我知道，父亲的朋友圈里只有我和女儿。父亲却郑重地和我说，还有一个卖雷丁车的。父亲说完这话，我笑着，哭了。那个人我知道，是卖代步车给父亲的店主，一个喜欢读书的小伙子。因为父亲，我会对笔下的每一个字负责。
父亲一生在安身中立命，在希望中稼穑，向上，勤勉。父亲一直在学习，在不断地学习。每天看新闻读报纸，有微信之后关注各种媒体。外面世界的事，国家大事，民生小事，身边发生的事。并交代我们哪些事做得，哪些事做不得，其实父亲一辈子都在关注关心做得做不得的事情。母亲常常嘲讽父亲土埋半截的人了，学这些还有什么用。但父亲还是在学习，一直在各个方面努力学习。
我近来发现，和父亲对话要提高很多个分贝。父亲脸上常常现出的倦意，上下楼梯时腿脚的不方便，头上几近全无的白发，如针刺般戳着我的眼。在这个家，在我们几姊妹面前享有绝对话语权的父亲，开始在用商量的语气征求弟弟的意见。我们几姊妹谈论某件事情某个人的时候，父亲在旁边坐着，没有插话。不知不觉中，父亲老了，或者是累了。我一直以为，父亲不会老也不会累，父亲一直是那拉车的牛，可以永不停歇地在日头下走。而老牛真的老了。
今天是父亲七十岁生日。其实要等过了今天，父亲才开始吃七十的饭，而我们这儿都是以六十九周岁来庆生的。生日在老家新盖的房子里举行，房子是去年在老屋的旧址上重新修建的。没有张灯也没有结彩，除了直系亲戚，父亲不让我们打扰和声张。
此时院子里奔跑着我远逝的童年，地底下葬埋着我历代的祖先。客居心间的风土与人情，被赶牛的吆喝声惊醒，时间盗走的那些记忆，不断地从山高水长的红土路上赶来……
有一天父亲也要回到这里，回到宁家营，和我的祖先们一起。其实父亲从未离开过这片土地，父亲就是这土地上的一棵树，箐沟里的一滴水，父亲就是立在宁家营土地上那幢新盖的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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