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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易卜生在展现生活和揭示人物命运的过程中，能够以发自内心的力量，把他所思索的人生问题深深地打入观众或读者的心里，让人们在回味中咀嚼其中的含义，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下面是玩偶之家读后感，欢迎阅读！
篇一：《玩偶之家》读后感
寒假中读了自己一直想读的一部作品，易卜生的戏剧《玩偶之家》。
《玩偶之家》中的女主人娜拉表面上是一个未经世故开凿的青年妇女，一贯被人唤作“小鸟儿”、“小松鼠儿”，实际上上她性格善良而坚强，为了丈夫和家庭不惜忍辱负重，甚至准备牺牲自己的名誉。她因挽救丈夫的生命，曾经瞒着他向人借了一笔债；同时想给垂危的父亲省却烦恼，又冒名签了一个字。就是由于这件合情合理的行为，资产阶级的"不讲理的法律"却逼得她走投无路。更令她痛心的是，真相大白之后，最需要丈夫和她同舟共济、承担危局的时刻，她却发现自己为之作出牺牲的丈夫竟是一个虚伪而卑劣的市侩之人。可当敲诈之人寄回借据后，丈夫又假装大度原谅她。这一刻，她终于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婚前不过是父亲的玩偶，婚后不过是丈夫的玩偶，从来就没有独立的人格。于是，她毅然决然抛弃丈夫和孩子，从囚笼似的家庭出走了。
是啊，娜拉走了，离开了那个玩偶一般的家。话剧落幕了，可人们的思索并未停止。娜拉走后又该怎样呢？
无数的人思考着这个问题，讨论过这个问题。鲁迅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了他的想法。“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篇二：《玩偶之家》读后感
正如这本的名字一样，女主人公像个玩偶一样，摆布在父亲，此后是丈夫的手中。她一心一意的做着丈夫的小鸟，喜欢丈夫喜欢的一切，甚至冒着败坏名声的危险为丈夫借了一笔钱好给丈夫治病。而当事件败露时，身为丈夫的海尔茂却毅然的指责妻子。本是同甘共苦的时刻，而演变成为故事的高潮――女主人公娜拉决定离开她的丈夫和孩子，去过自己的生活。整个故事在事件败露以及男女主人公摊牌的时刻到达了高潮，作者在最后用娜拉的出走，似乎宣誓着女性主义的奋起。
在我看来，娜拉的出走（转变）来的有些突兀，仿佛一个沉睡了千年的人，突然惊醒一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一语中的地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而娜拉只是有些孩子气的宣布出走，并且不再相信奇迹。她并未明白自己究竟要的是什么，出走并不能解决问题。作为一位母亲，她放弃了对家庭的责任，或许我们可以说是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下，让娜拉在得知丈夫的真面目时，毅然作出的无可奈何的决定。
看完整个剧本，从爱情观的角度来看，海尔茂全心的爱着这位妻子，8年来，都像孩子一样的宠爱她。其中很多的对白，显示了一种大男子主义情结。或许像中国古代一样，封建制度造就了男尊女卑的地位，但是一个男性，能够如宠爱一个孩子般的宠爱自己的妻子是很不容易的。再者就是名誉的问题，一个男人把名誉看的比生命还要重要，海尔茂说：“娜拉，我愿意为你日夜工作，我愿意为你受穷受苦。可是男人不能为他爱的女人牺牲自己的名誉。”这多少与中国或日本的传统有些相似，我想这并不能归责于资本主义的劣根性吧。娜拉没有任何社会经验，只是用孩子般的心态与海尔茂相处，而海尔茂也乐意充当父亲的角色，替她安排一切。而故事的结局是娜拉指责海尔茂从未与她进行一场认真的交谈，任何事物都是相互的，一个心态不成熟的主人公，在故事的结局，作者也并没有交待她的结局。用出走来对抗资本主义的法律制度的无情，似乎有些力不从心。
剧本的林丹太太似乎是唯一能看清现实的人，她一在的劝娜拉告诉海尔茂事情的真相，她利用尼尔・柯洛克斯泰来满足自己空虚的意愿，她们作为悲剧生活下的牺牲品，都是为名利所累。林丹太太利用她的爱情去挽救娜拉的名誉，而在最重要的关头，她却突然醒悟，真正的夫妻应该是没有所谓的秘密的。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内心的东西，即使是夫妻，有些东西毕竟还是自己去消化。毕竟每一段婚姻都不是没有瑕疵的，或者我猜想，如果尼尔・柯洛克斯泰把信拿走了，娜拉夫妇之间还藏着这个秘密，她们也许能像以前那样快乐的生活，继续欢乐的歌唱。那娜拉也不会觉醒，而继续做他的泥娃娃。当然，这并不符合作者的原意，也揭露不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法律的无情。娜拉一直在指责法律的无情，而就算在中国社会，一个儒家思想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法律一样是冷酷无情的。或许我们会探讨到底娜拉伪造签字应不应该，当然从理性的角度来说，她当然是错了，而她的错在一开始就注定了悲剧，她的悲剧在于她那懦弱的性格，在经济上失去了独立性，她必须依赖于他的丈夫，同时来自丈夫的呵护，也让她一直处于远离社会的边缘。
我并不如同作者那样为娜拉的出走而欢呼，剧本一开始，我就不喜欢娜拉，这位孩子似的母亲，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沉浸在丈夫的宠爱当中，而没有认清伪签字的法律责任。而故事的另一个主人公阮克医生深深地爱着她，娜拉享受着这种被爱的感觉，而阮克医生就在她身旁，默默地爱着她，并且在快要临死的时候，表白了自己的心情。而娜拉早已知道了他的秘密而装作全然不知，并且要求他像以前一样与他们相处。我想这是残忍的，深爱的女人在眼前，只是从来不落到自己的身上，我想娜拉是利用了阮克的爱情来满足自己的虚荣而已。
每个人都是爱情生活下的悲剧，爱人的如同被爱一样，都是生活在别人塑造的影子中生活而怡然自乐。当阳光照进这个阴暗的角落，一切都改变了原样，于是童话世界开始瓦解，仙女也终归要落进现实。
篇三：《玩偶之家》读后感
十九世纪后期在欧洲戏剧舞台上，新女性形象的大辩论的发起者是挪威著名剧作家亨利克・易卜生(1828―1906)。易卜生是现实主义戏剧大师，以社会问题剧而闻名于世，被誉为“欧洲现代戏剧之父”。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的人生是他的剧作的最大特点。
《玩偶之家》写于1879年，它通过海尔茂与娜拉夫妻之间的矛盾冲突，描写了女主人公娜拉从信赖丈夫到与丈夫决裂，最后终于脱离“玩偶”家庭的自我觉醒的过程，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热情歌颂了妇女的解放。
作品从家庭夫妇之间的矛盾冲突来揭示社会矛盾，对娜拉和海尔茂的不同性格，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作品之中。
娜拉是个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形象。她出身在一个中小资产阶级家庭里，她的父亲并不富裕“钱一到手，不知怎么又从手指缝里漏出去了”。按海尔茂的话说，娜拉的父亲是个“不信宗教，不讲道德，没有责任心”的人，实际上是个比较讲究实际，忙于谋生的人。这种家庭环境，无疑对娜拉的成长有一定的影响。娜拉受过资产阶级学校的教育，善歌善舞，天真烂漫，容易满足于个人小天地里的幸福生活，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她不同于大资产阶级的妇人、小姐，追求不劳而获的靡烂生活，她不希望过寄生虫的生活，为了补贴家庭费用，她做针织、绣花以及抄写之类的工作；虽然有时“累得不得了”，但她“心里很痛快”。娜拉的这种不厌工作，乐观知足，热爱生活的性格，同她的家庭出身是有密切关系的，她同情社会上的受害者、不幸者。对阮克医生的不幸，娜拉伸出友谊之手，表示深切的同情。
娜拉身上更为可贵的品质，就是倔强，不肯向恶势力屈服。从外表看，人们以为她是个无忧无虑的人，其实这是误会。她对林丹太太说：“你们都以为在这烦恼世界里，我没经过什么烦恼事？”实际不是这样，她也有“烦恼事”，如家庭经济困难，要借钱为丈夫治病，借了钱要想尽办法还债等等，但她从不垂头丧气。还是很积极、乐观。债主柯洛克斯太利用她的借据上的假签字，对她进行威胁、恐吓，她没有丝毫软弱的表现。为了救丈夫的命去借债，债主威逼她，她仍然不把事情告诉丈夫，自己坚定地准备承担一切责任，为了保全丈夫的名誉，甚至决定自杀，所有这些都是娜拉倔强性格的表现。娜拉这种坚强不屈的精神是她最终同海尔茂决裂，脱离“玩偶家庭”的性格基础。如果是一个软弱的女人，即使认识了丈夫的恶劣品质，要采取与丈夫断绝关系的行动，往往也是不可能的。
娜拉毅然决然地同海尔茂决裂，更主要的是有她的思想基础。现实生活教育了她，使她不仅认清了海尔茂的丑恶灵魂，而且也认识了现实社会的不合理。娜拉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道德、宗教、法律等问题的看法，跟一般资产阶级庸人如海尔茂之流的见解是不相同的。“醒悟”后的娜拉，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敌视态度。当海尔茂说她“你不了解咱们的社会”时，她激昂地回答说：“究竟是社会正确还是我正确！”“我知道大多数人赞成你的话，并且书本里也这么说。可是从今以后我不能相信大多数人的话，也不能一味相信书本里的话。”对于麻痹人民的精神毒药―――宗教，娜拉更不会把它放在眼里，她宣称：“我真不知道宗教是什么。”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法律，娜拉深受其害，更是深恶痛绝。“国家的法律跟我心里想的不一样。我不信世界上有这种不讲理的法律。”娜拉的言语显示了她是一个具有民主思想倾向的妇女。她同海尔茂决裂的行动是她用民主思想进行反抗的必然结果，尽管娜拉不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作者通过塑造娜拉这一鲜明的妇女形象，表达了中小资产阶级妇女要求自由独立，维护人格尊严等思想愿望，并对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表现了某种程度的怀疑、否定和批判。
易卜生通过海尔茂这个反面形象，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里婚姻、家庭的虚伪，以及伦理道德和法律宗教的不合理性，揭露了资产阶级的丑恶。在他的《社会支柱》一剧中有一句名言：“道德衬衣有一股霉味―――好像死人穿的寿衣。”
妇女向来是受压迫的，在封建社会里，她们是丈夫的奴隶，受尽种种虐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妇女没有得到真正的解放，她们做为丈夫玩乐消遣的工具，仍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妇女反对做玩偶，要求做个自由独立的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个极其平常也极其严肃的社会问题。飘然而去，也只是要“救出自己”。
《玩偶之家》的深刻意义远远超出了对海尔茂这样个别资产阶级庸人的揭露和批判，它使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士们大为惊悚。他们认为娜拉出走是大逆不道，并对易卜生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他们辱骂易卜生破坏了欧洲“善良的家庭秩序”，是一个败坏道德的作家，并要求禁演《玩偶之家》。在此情况下，易卜生愤笔疾书写出了另一社会问题剧《群鬼》，通过阿尔文太太沦为旧礼教、旧观念牺牲的过程，有力地驳斥了资产阶级社会对他的无耻诽谤。因而，从这里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易卜生《玩偶之家》的社会效果是多么的强大，他在剧中所提出的社会问题又是多么的尖锐和深刻。
娜拉的出走，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她的这一行动又是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功。由于阶级、社会、环境的局限，易卜生不能，也不可能为他们思索的人生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为妇女的彻底解放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由于挪威社会生活的不发展，丑陋的小资产阶级的现实显示给他应当避免什么，但是不能够显示应该往哪里走去”。所以娜拉虽然离开了海尔茂的“玩偶之家”，但是却逃脱不出那个制造“玩偶之家”的、不自由的、黑暗的社会。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但是，易卜生在展现生活和揭示人物命运的过程中，能够以发自内心的力量，把他所思索的人生问题深深地打入观众或读者的心里，让人们在回味中咀嚼其中的含义，思考和探索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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